整理 & 编译：深潮TechFlow

嘉宾：Sam Bankman-Fried，FTX 创始人

主持人：Tucker Carlson

播客源：Tucker Carlson

原标题：Sam Bankman-Fried on Life in Prison With Diddy, and How Democrats Stole His Money and Betrayed Him

播出日期：2025年3月7日

要点总结

Sam Bankman-Fried 服刑 25 年，与 Diddy 同住一监区。Sam Bankman-Fried（SBF）正在监狱中服刑 25 年，他现在与 Diddy 共享一个监区。他从监狱中加入我们，分享关于他新生活的最新状况。

访谈精彩观点摘要

• 我不认为我是罪犯。我知道司法部可能觉得我是，但说实话，我并不在意他们的看法。

• Gary Gensler 领导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简直是一场噩梦。

• 到 2022 年，我私下里对共和党的捐款已经和对民主党的捐款持平。而巧合的是，这件事恰好在 FTX 崩溃前后被曝光了。

• 在我放弃对 FTX 的控制权之前，甚至在公司申请破产之前，司法部似乎就已经下定决心要采取行动了。

• 关键问题在于，当真正面对挑战时，政府是否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障碍。

• 我们国家的一些系统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可以通过一些隐蔽的方式施加压力和恐吓，影响人们的决定。

• 他们没有显赫的背景，也没有相关的经验，却能在公司里表现得比几乎所有人都好。这是因为他们有韧性、有直觉、有奉献精神，懂得如何工作，如何与人合作，以及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 人们在不了解他人真实需求的情况下，凭空假设自己知道该怎么帮忙，这种想法有时会显得有些自以为是。事实上，许多外国援助项目最终完全浪费了资源，因为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要帮助的人到底需要什么。

• 如果行业能够继续专注于技术进步，而不是过于关注市场价格的波动，那么在未来 5 到 10 年内，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任何人都可以轻松拥有一个加密钱包，数十亿人每天都能通过它进行交易。这些交易将具备隐私性、安全性、快速且低成本，并且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无障碍完成。这些都是加密货币起初承诺的特性，但很遗憾，这些年行业的注意力被许多其他问题分散了。

监狱生活是什么样的？

Tucker：你在那儿多久了？那里的生活怎么样？

SBF：

我在监狱里大约有两年了，这里可以说有点像反乌托邦的感觉。幸运的是，我所在的地方并没有身体上的危险。说实话，这里的工作人员还是很努力地在帮助我们，他们尽量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到最好，但没有人会想待在这种地方。大约 40 个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这些人都因为某些罪行被起诉，几年都无法离开。在这种环境下，哪怕是最小的事情，都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Tucker：你有遇到什么麻烦吗？

SBF：

不是那种暴力事件，我没有被攻击过什么的，但我确实遇到了不少后勤上的问题。老实说，最大的困难是在审判期间，几乎没有机会处理我的法律事务。典型的审判日，我早上 4 点就被叫醒，然后花五个小时在各种公交车、面包车和拘留室之间辗转。庭审通常会持续到下午 5 点，然后我又得花四个小时在拘留室和面包车里折腾。等我晚上 9 点回到监狱时，基本上已经没有时间再处理任何法律工作了。这是我面临的最大问题。

Tucker：那么，如果没有审判，你平时都在干什么？

SBF：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实际上没什么事情可做。我会读书，重新开始看一些小说，偶尔下下国际象棋，尽量处理我的法律事务，比如上诉之类的。除此之外，我也尽量完成自己能做的工作。但监狱生活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可能就是缺乏其他有意义的事情来消磨时间。

SBF 在入狱前是否服用过 Adderall？

Tucker：无论一个人被指控了什么或做过什么，我对每一个身陷囹圄的人都感到遗憾。我个人觉得，把人关起来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SBF：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或许有时候不得不这样做，我也对每一个在监狱里的人感到同情。这就是我的看法。你可以说我是个自由派。不过说实话，经过这两年的监狱生活，我感觉你看起来比以前健康了，也没那么紧张了。

我在这里有很多时间反思，尤其是关于沟通的问题。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在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沟通做得并不好。那之后的一个月，我犯了一个老毛病，就是陷入了细节之中，却忽略了全局。

Tucker：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你时，你总是显得很亢奋，像是吃了 Adderall 一样。现在看起来你不是那样了。你当时真的在用这种药吗？

（深潮 TechFlow 注：Adderall 是一种处方药，主要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嗜睡症，能帮助患者集中注意力提高效率）

SBF：

我没有服用过。但我确实感觉当时脑子有些转不过来，因为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一般在 FTX 工作时，我常常一边接受采访，一边还要处理公司的一些紧急事务。甚至在采访时，我脑子里还在想着其他问题，很多时候根本来不及准备，只能临场应对。

Tucker：你怎么看？现在你没有手机了，这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重要？

SBF：

我还是更喜欢有数字化工具的生活。说到底，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提高效率，以及让我能够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没有数字工具，做任何事情都会变得非常困难。

SBF 在监狱中与 Diddy 的相遇

Tucker：在监狱里你交到朋友了吗？你和 Diddy 还在一个单元吗？

SBF：

他确实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他待人很友善。我也交到了一些朋友。这里的环境很特殊，既有一些高调案件的当事人，也有很多前帮派成员或者被指控的嫌疑人。

Tucker：Diddy 是个什么样的人？

SBF：

说实话，我只见过他在监狱里的样子。他对我们单元里的人都很友好，对我也不错。不过，这种环境没人会想待在这里。他显然也不想，我记得他提过，这种生活对所有人来说都像是一种灵魂上的压迫。我们每天看到的只有身边这些人，而不是外面的世界。

Tucker：你和 Diddy 可能是这里最出名的两个人了，生活在同一个单元。其他人，比如那些武装抢劫犯，会怎么看你们？

SBF：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确实，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能认识我们这样的人是个难得的机会。这我倒是有点意外，但我也能理解他们的想法。

我发现他们下棋特别厉害。这是我在这里学到的一个有趣的事情。那些可能连初中都没毕业、甚至不会说英语的前武装抢劫犯，有不少人下棋下得相当不错。我不是说他们是国际象棋大师，但每次和他们对弈的时候，我都没想到会这么有挑战性。

SBF 自入狱以来的心态变化

Tucker：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这些经历有没有改变你的看法？

SBF：

我觉得这是更大人生体验中的一部分。这可能是我学到的最深刻的但仍未完全理解的道理之一。显然智商、努力工作这些都很重要，但还有一些东西，我们似乎没有合适的词来形容。我也还没有没找到那个词，但这些品质能让一个人表现得极其优秀、成功、高效，甚至超越他人对他们的期望。当然，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过，在金融圈里，我见过很多人，他们没有显赫的背景，也没有相关的经验，却能在公司里表现得比几乎所有人都好。这是因为他们有韧性、有直觉、有奉献精神，懂得如何工作，如何与人合作，以及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以前在华尔街工作过，那里真是卧虎藏龙，各种类型的人都有。

尽管捐款巨大，民主党拒绝拯救 SBF

Tucker：

从整体来看，虽然我不想过多探讨你的案件细节，但你们公司似乎通过政治捐款建立了政治关系网。这种做法很常见，你也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商人。不过，你给民主党捐了那么多钱，我本以为他们会在关键时刻拉你一把，民主党一向会保护自己人免于牢狱之灾，为什么你却会有种遭遇？

SBF：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我也只能猜测，因为我并不知道他们真实的想法。不过，有一点可能相关：即使在 2020 年，我的立场还是偏中左的，我也为拜登的竞选团队捐过款。我当时对他能成为一个相对温和的中左派总统抱有希望。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频繁往返华盛顿特区，多次见人、开会，结果让我非常失望。到 2022 年，我私下里对共和党的捐款已经和对民主党的捐款持平。而巧合的是，这件事恰好在 FTX 崩溃前后被曝光了。

Tucker：是什么让你感到失望？我知道你在华盛顿待了很长时间，和几乎所有人都见过面，还有很多合影流传出来。到底是什么让你感到震惊？

SBF：

有些事情比我原本担忧的情况更加糟糕。比如加密货币监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从没指望民主党会推动良好的金融监管，但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当然，每个党派里都有好人和坏人，也有一些深思熟虑的人。但 Gary Gensler 领导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简直是一场噩梦。我看到的是，一家公司在美国提供某些服务时，Gensler 就会以“未注册”为由对他们提起诉讼。Gensler 一边说欢迎注册，但实际上却没有明确的注册流程。几乎所有的加密货币项目都遇到了这个问题，没有一个能成功注册。这是我觉得非常令人不安的地方。

Tucker：你能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吗？像我这样的外行人看来，Gary Gensler 显然很腐败，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到底想要什么？

SBF：

这是个好问题。我无法揣测他的内心想法，但我有一些猜测。他似乎非常喜欢掌控权力的位置。权力是很多人追求的东西，他也不例外。这可能更多是为了扩大他的权力范围，他希望他的机构能掌握更多的权力，即使他并不打算用这些权力去推动行业发展，而只是阻碍行业前进。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一边强制要求所有人注册，一边又不给出明确的注册指引。即使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注册的公司。

Tucker：听起来，这种行为和华盛顿的风格非常吻合。我以前也见过类似的情况。

SBF：

这并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他并不是那种有强烈共产主义信仰的人。

Tucker：

当事情开始恶化时，你被指控犯罪，或者可能面临指控。按常理来说，一个捐了那么多钱给民主党的人，通常会给他们的支持对象打电话求助，比如说：“嘿，我遇到麻烦了，你能帮帮我吗？”你有没有给舒默或者其他你支持过的人打电话，请求他们帮忙，比如让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对你网开一面？

SBF：

我没有，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不想做不合适的事情。其次，很多人很快就表明了态度，与我划清了界限。到那个时候，我和华盛顿的共和党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比和民主党人更好，尽管这不是公开的，但从外部来看应该不难察觉。

最后，这里还有一个复杂的故事，涉及一家在案件中扮演了特殊角色的律师事务所。但实际上，在我放弃对 FTX 的控制权之前，甚至在公司申请破产之前，司法部似乎就已经下定决心要采取行动了。

唐纳德·特朗普执政下加密货币的未来

Tucker：你怎么看加密货币的未来？你觉得加密货币的发展速度如何？它们现在是在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吗？

SBF：

希望是这样吧。你看看特朗普政府刚上台时的表态，其中有不少积极的内容，也有很多与拜登政府截然不同的政策方向。当然，关键还是在于后续的实际行动，而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关键阶段，等待看会发生什么。不出意料，政府换届确实有助于改变局面，但金融监管机构是联邦政府中庞大的官僚体系，通常反应迟缓。在过去十年里，这些机构在加密货币领域更多扮演的是“阻碍者”的角色。美国的加密货币市场只占全球的 5%，但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却占 30%。这种不匹配完全是因为监管问题。美国的监管环境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独特。因此，我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当真正面对挑战时，政府是否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障碍。

Tucker：

我记得加密货币刚进入公众视野时，它被宣传为一种可以恢复个人商业自由的货币。它承诺让人们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由买卖，同时还能保护隐私。但显然，这种愿景并没有实现，看起来也不太可能实现。我现在几乎听不到有人再提隐私问题，加密货币似乎成了另一种资产投机工具。那么，现在隐私问题的状况如何？

SBF：

其实，加密货币不仅仅是投资工具，它在技术层面上也有很多实际用途，比如跨境汇款和支付。只不过，这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相比之下，投资泡沫的起伏则显得频繁得多，几乎每天或每月都会发生。

目前，加密货币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成为全球四分之一人口日常工具的程度。目标虽然还没达成，但也已经不远了。如果行业能够继续专注于技术进步，而不是过于关注市场价格的波动，那么在未来 5 到 10 年内，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任何人都可以轻松拥有一个加密钱包，数十亿人每天都能通过它进行交易。这些交易将具备隐私性、安全性、快速且低成本，并且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无障碍完成。这些都是加密货币起初承诺的特性，但很遗憾，这些年行业的注意力被许多其他问题分散了。

Tucker：你觉得各国政府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吗？如果真的允许全球人口进行不受政府控制的金融交易，那岂不是会动摇政府的根基？

SBF：

关于政府对金融交易的监管程度，不同国家的态度差异很大。以比特币为例，虽然钱包是匿名的，但每一笔交易都会记录在公共账本上，任何人都可以查询。因此，即使政府不直接控制这些交易，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公共账本获取一定程度的信息。

不过，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政府对这种透明度持相同看法。在过去 30 年里，美国政府对金融交易的控制有着非常明确的立场。法国等其他国家在这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尤其是在涉及国际货币交易时。相比之下，一些更具威权色彩的国家可能会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但实际上，全球有一半的国家并没有像美国那样试图对日常金融交易进行如此深度的干预。

SBF 还剩下任何钱吗？

Tucker：在这一切之后，你手上还有钱吗？

SBF：

基本上没有了。我之前的公司现在还在破产程序中。我不确定具体情况。如果没有其他干预的话，公司目前的负债大约是 150 亿美元，而资产大约是 930 亿美元。

所以，理论上说，答案应该是有。也就是说，理论上有足够的资产来偿还所有债务，甚至还能支付不少利息，给投资者留下数十亿美元的盈余。但现实是，事情并没有按计划发展。公司的资产在破产程序中迅速流失，那些接管公司的人把数十亿美元的资产转移了出去。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未能阻止这一切发生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Tucker：在被指控之前，你是这个行业最知名的人之一。你觉得自己是加密行业里最大的罪犯吗？

SBF：

我不认为我是罪犯。我知道司法部可能觉得我是，但说实话，我并不在意他们的看法。

Tucker：

你现在身陷囹圄，这显然说明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我想问的是，你认为加密行业里存在很多阴暗的行为吗？

SBF：

确实如此。十年前，这种现象尤其明显，或者至少相对于当时行业的规模来说是这样。回看 2014 年到 2017 年那段时间，加密行业的规模远不如今天。我见过很多交易，其中相当一部分交易的用途，嗯，用不同的话来说，就是“灰色地带”。比如，“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十年前，人们使用加密货币在网上购买毒品是很常见的用途。

当然，任何行业中都会有犯罪分子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行为在加密行业中的比例显著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加密领域的其他合法用途逐渐增多，另一方面也因为政府加强了反洗钱 (AML) 方面的监管。所以，现在虽然仍然存在一些阴暗行为，但它们已经不像早期那样普遍了。

Tucker 质问 SBF 关于“有效利他主义”

Tucker： 你曾经被认为是“有效利他主义”这一理念的代表人物。这种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信仰，核心理念就是追求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福祉。你赚钱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帮助尽可能多的人。然而有人指出，随着你公司的崩溃，大约有 100 万人因此失去了他们的资金。这似乎带有一种讽刺意味，因为你一直倡导的理念就是为最大多数人带来善意。

我想知道，这一切是否让你重新审视有效利他主义的理念？

SBF：

我并没有重新审视这些原则。显然，我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糟糕，这完全不是我所期望的结果。我知道，如果事情顺利进行，结果可能会截然不同。人们本可以收回他们的钱，但等待的过程对他们来说过于煎熬，而且他们最终拿回的只是美元，而不是其他实际的价值。此外，我曾希望通过公司为世界做出的一切好事，也几乎都因为公司的崩溃而被削弱了，甚至可以说是彻底被摧毁了。

Tucker：我想大多数人很难理解，帮助那些从未见过的人比帮助身边的人更有价值或更具道德意义。换句话说，帮助你的亲人或朋友，可能比帮助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更显得有意义。我想大多数人直觉上是这样想的，而你似乎并不同意。

SBF：

我确实不同意，但前提是要避免一个常见的错误。很多时候，人们在不了解他人真实需求的情况下，凭空假设自己知道该怎么帮忙，这种想法有时会显得有些自以为是。事实上，许多外国援助项目最终完全浪费了资源，因为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要帮助的人到底需要什么。比如，有些团队可能会带着一堆水泵去一个水源充足但缺乏食物的地方，这样的援助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你帮助熟悉的人时，你会更了解他们的需求，这确实是一个优势。即使我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同等重要的，这并不意味着我帮助一个陌生人的效果会和帮助熟悉的人一样好。

Tucker：但我觉得你刚才的回答其实是在反驳有效利他主义的观点。我的意思是，有效利他主义的逻辑看起来太简单了。比如，治愈小儿麻痹症可能相对简单，但让一个人 30 年内都保持快乐却非常困难。所以，也许那些更复杂、更困难的事情才更值得去做。

SBF：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想举疟疾作为一个例子。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因为疟疾而丧命了，但全球每年仍有大约 100 万人死于疟疾。这是一种本不该再夺走人们生命的疾病。我们知道如何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去行动。虽然解决疟疾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很简单，但这并不应该成为我们忽视它的理由。

许多最贫困地区的干预成本其实并不高。如果我们能够高效地分配资源，这些努力不会显著影响我们国内的援助预算。但关键在于效率。如果我们把资源浪费在那些不需要帮助的地方，比如向缺乏食物的村庄提供无用的水泵，那就无法真正挽救任何生命。

Tucker：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这显然是事实。过去 60 年对非洲的援助中，许多地方的生活预期反而下降了。但从道德角度来说，当你的亲人正面临抑郁或其他问题时，如何能证明优先关心疟疾患者是合理的？难道不应该先帮助身边的人吗？

SBF：

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当然会这么做。但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如果我很了解我的亲人，并且知道如何帮助他们，那么我当然有责任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如果我已经尽力了却无能为力，而与此同时我能够通过其他方式拯救更多的生命，我不认为这会削弱我在国际上所能做的善行。

Tucker：最后一个问题，你能想到最近一个毫无疑问成功的国际援助项目吗？

SBF：

当然有一些，但我不会具体说出名字。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并不是政府主导的项目，而是一些私人资助的项目。比如疟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主要由私人捐助推动的努力，全球许多地区的疟疾病例已经显著减少，尤其是在非洲和印度，每年挽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平均而言，每挽救一条生命的成本大约是几千美元，这在相对规模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我们谈的不是数万亿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通过精心规划得到了高效分配。当然，如果你看一些政府主导的项目，可能会发现它们的效果微乎其微。如果你想了解政府成功的案例，比如马歇尔计划，它在二战后重建德国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SBF 是否会真正出狱？

Tucker：如果你没有被赦免，假设一切都保持不变，你出狱时会多大年纪？

SBF：

这是一个复杂的计算。我并不完全理解所有细节，因为涉及到第一步法案的内容。如果你简单地把我的监禁时间和年龄相加，那么答案是我会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出狱。

Tucker：你能应对那样的生活吗？

SBF：

抱歉，我刚才说错了。如果考虑到我的监禁时间和年龄，出狱时可能是在五十多岁。如果包括所有可能的减刑，可能会在四十多岁。但我当时 32 岁被定罪，判了 25 年的刑期，那就是 57 岁。

Tucker：那么，考虑到你已经服刑两年，你认为自己能撑得住吗？

SBF：

老实说，我也不确定。最难熬的部分是这里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据一些研究显示（虽然我不确定其准确性），监狱的自杀率据说是普通社会的三倍。所以，想象一下，我的 25 年刑期乘以三，再加上我被定罪时是 32 岁，这种计算结果确实让我感到很压抑。

Tucker：从一个数字货币的世界转变到一个完全没有金钱的世界，这种反差真的很奇怪。监狱里大家用什么作为交换媒介？

SBF：

在监狱里，大家用手头能找到的小物品作为交换媒介，比如塑料包装的松饼。这种松饼可能已经在室温下放了一周，通常是你在加油站柜台上能看到的那种。除此之外，还有方便面或者油封鱼罐头，虽然看起来很恶心，但它们在这里都能派上用场。

Tucker：所以你从加密货币的世界转到了松饼经济的世界。你怎么看待这两者？毕竟，国际间转移松饼显然要困难得多吧。

SBF：

没错，我觉得松饼作为一种货币显然不会成为全球的战略储备。它们的价值完全基于需求，没有其他附加价值。虽然松饼的可替代性不高，但也算差不多。两块松饼大致相似，所以可以互相交换。但这种货币体系只能支持小额交易，比如五美元以下的交易。如果你想用松饼完成 200 美元的交易，那就很难实现了。

在监狱里，一切交易的规模都非常小。你甚至会看到有人为了一个香蕉打架，但这并不是真的因为他们特别喜欢香蕉，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方式来发泄情绪。

为什么 SBF 的朋友、家人和同事都抛弃了他？

Tucker：自从你入狱以来，你面临着最高 23 年的刑期。我很好奇那些曾经受过你帮助的人，尤其是华盛顿的那些人，有没有给你打电话，表达关心或祝你好运？ SBF：

在公司崩溃后的最初阶段，我确实收到了不少人的问候，包括一些来自华盛顿的朋友。但大约六个月后，这些联系就逐渐消失了。到了审判阶段，几乎没有人再主动联系我。整个事情变得高度政治化，风险太高，没人愿意冒险跟我保持联系。

Tucker：真的没有人联系你吗？我注意到你的前女友在法庭上作证反对你。有没有朋友仍然对你保持忠诚？

SBF：

有，但非常少。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不过仔细想想，这也可以理解。任何与我亲近的人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而其中一种选择可能会让他们自己也面临几十年的牢狱之灾。比如，Ryan Salem 的经历就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例子。他被指控犯下一些完全虚假的罪名。

他本来拒绝认罪，但检方却威胁他的妻子，甚至说如果他不认罪，就会把他的妻子也送进监狱。最终，他为了保护妻子，不得不选择认罪。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根本不应该被允许。

这种行为完全背离了正义的原则，让人无法信任，他是一个好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Tucker：你有没有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变化得非常快？等你出狱时，可能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SBF：

是的，我确实有这种感觉。世界在不断发展，而我却被困在原地，无法跟上它的脚步。

Tucker：生孩子是你“有效利他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吗？

SBF：

不是。对于这个问题，社区中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过去五年里，我感觉自己就像有 300 个孩子一样，因为我的员工们让我感到肩上责任重大。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关注个人生活。

Tucker：那些员工有没有来看过你？

SBF：

没有，几乎没有人来，只有一两个人。

Tucker：或许你应该考虑有自己的孩子。因为当你陷入困境时，他们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SBF：

这件事确实让我思考了很多关于信任和依赖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一些系统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可以通过一些隐蔽的方式施加压力和恐吓，影响人们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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