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同事」,把人干抑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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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時前
造出最强 AI 的那群人,正在成为第一批被它击垮的人。

撰文:宇航猿 

编辑:靖宇

「在一切顺利的日子里,我不禁想到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一切都被自动化了,比我将来任何时候都更好更快。但到了一切崩溃的日子,我又不知道为什么出了问题,这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这段话不是来自一个被裁员的程序员,不是来自一个被 AI 取代的客服,而是来自 Anthropic 的一名员工——全世界最前沿的 AI 公司之一,Claude 的创造者,一个正在以 9650 亿美元估值冲刺 IPO 的组织。

他们造出了 AI,然后 AI 开始让他们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

Anthropic 发布了 AI 员工 Claude Tag|图片来源:Anthropic

当地时间 5 月 23 日,Anthropic 推出了一个新功能——Claude Tag,这是一个存在于协作软件 Slack 中的「AI 员工」,在「环境模式」下,Claude 会持续监视频道对话,在它判断需要介入的时候,主动发言——总结一段讨论,提醒一个被遗漏的细节,或者从公司其他地方调取你需要的信息。

不用说你也知道,不少办公软件,其实早已给大家默认安排上了「AI 员工」,目的是帮助员工「被动地」感受到 AI 协作的魅力。

但是, 在看似「高效」的外表下,和 AI 一起办公的人们,无一例外,都感受到「孤独和挫败」 。

这是为什么?

01 孤独的工程师 

6 月 21 日,Anthropic Claude Code 和 Cowork 团队的工程负责人 Fiona Fung 在 Lenny's Podcast 上说了一段话,随后被多家科技媒体转载。

她说,团队在大量使用 Claude Code 之后,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 工程师们开始变得孤独 。每个人都在和自己的 AI 代理协作,团队成员之间的直接交流反而减少了。

这不是一句笼统的感慨。Fung 的团队为此专门采取了干预措施——组织配对编程午餐、黑客松、安排「共同创造时间」,试图恢复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感。换句话说, 一个 AI 公司不得不专门设计活动,来对抗自己产品对团队社交结构的侵蚀。

要理解这种孤独感的来源,需要看一组数字。

6 月 4 日,Anthropic Institute 发布了一份名为《When AI Builds Itself》的内部研究报告。报告里披露了一些此前从未公开的数据——截至 2026 年 5 月,Anthropic 代码库中超过 80% 的合并代码由 Claude 编写 。而在 2025 年初 Claude Code 上线之前,这个数字还是个位数。与此同时,每位工程师每天合并的代码量是 2024 年的 8 倍。

报告里还有另一位员工的话:自己已经大约五个月没有亲手写过任何代码了。

Claude Code 的创造者 Boris Cherny,说得更直白——他已经八个月没有手写过一行代码,有些日子他同时管理着数千甚至上万个 AI 代理。他

不再是写代码的人,而是一个 AI 代理的调度员 。

在 Anthropic 的内部调查中,130 名研究人员的中位数估计是,使用 AI 后他们的产出大约是原来的 4 倍。公司引以为豪地指出,Claude 在 2026 年 4 月一个月内修复了超过 800 个 API 错误,这些工作如果交给人类需要四年。

但报告的措辞也承认了一个事实——在最开放、最需要判断力的任务上,Claude 和人类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表现差距」。而在一个名为「下一步判断」的研究测试中,Claude 的最新模型 Mythos Preview 选出的下一步方案,有 64% 的概率比人类研究员的实际选择更好。2025 年 11 月,这个数字是 51%。

这些数字拼在一起,画出的画面是这样的——人类员工依然被需要,但你越来越不确定是因为什么。

不是 AI 取代了你。是 AI 做得太好了,好到你开始怀疑自己「在这里」的理由。你的代码被 AI 写了,你的判断被 AI 的判断力逼近了,你的角色从「创造者」变成了「审批者」,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审批的东西,是不是已经超过了你的理解能力。

那位匿名员工的后半句话精确地描述了这种状态:「到了一切崩溃的日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出了问题,这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这不是失业的恐惧,这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根本性迷失。

而让整件事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些人不是边缘员工,他们是 Anthropic 的工程师和研究员,站在 AI 能力曲线的最前端。

如果他们已经产生了这种感受,那么当 AI 以 Claude Tag、数字员工、Slack 常驻代理的形式进入普通企业时,那些远没有他们技术能力的普通知识工作者会怎样?

02 Meta AI 的「古拉格」 

如果说 Anthropic 的问题是「AI 太好用导致人丧失了存在感」,那 Meta 的问题则是它的镜像:

人被降格为 AI 的燃料 。

2026 年 3 月,Meta 成立了一个名为 Applied AI 的新部门,专门负责改进公司的生成式 AI 模型。约 6500 名工程师和产品经理被调入这个部门——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不是一次晋升或转岗,而是一次强制征召。一份来自部门负责人的内部备忘录明确表示,调动不是可选的。

被调入的人开始自称「征召兵」(draftees)。

他们发现自己被分配做的工作,是数据标注和 RLHF(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这是训练 AI 模型的基础工作,重复、琐碎,和他们之前的软件工程岗位有天壤之别。据 The Pragmatic Engineer 的估算,Meta 工程师中大约每五到六人就有一人在全职做数据标注。

有员工对 WIRED 描述, 这份工作「令人窒息」(soul-crushing)。有人直接把它比作「古拉格」 。

WIRED 和 Business Insider 的报道揭示了一幅相当灰暗的画面——员工角色模糊、职业发展路径不清晰、管理层级混乱(有些经理下面挂着 50 个直接下属),而这一切发生在 Meta 刚刚在 2026 年 5 月裁掉了约 8000 名员工(占全球员工总数的 10%)之后。

讽刺的是,那个季度 Meta 的净利润高达 268 亿美元。

CTO Andrew Bosworth 在 6 月初的一次内部员工会议上承认,士气「大概是我在这家公司 20 年来见过的最差,或者接近最差」,堪比剑桥分析丑闻时期。随后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他写道:「我们在解释愿景方面做得非常糟糕。我们动摇了你们对自己的专业技能会被重视、职业会得到发展、能够真正产生影响的信任。」

首席产品官 Chris Cox 则用了一个更生动的比喻——「在冰雹中跑马拉松」。

Bosworth 承诺将管理者的直接下属人数限制在 20 人左右,减少重组期间的管理层变动,并增加旅行、团建和零食预算。有分析人士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用改善零食来回应存在性危机,这本身就说明了某种断裂。

Meta 的案例和 Anthropic 的案例放在一起看,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图景——

在 Anthropic,人和 AI 是平行关系。AI 越来越强,人感到自己在变得多余。

在 Meta,人和 AI 是喂养关系。人被降格为 AI 训练流水线上的零件。

两条路径,看起来相反,但终点相同—— 人的价值感被瓦解了。

而且 Meta 的情况揭示了一个更冷酷的事实。在 AI 时代,不只是「被 AI 取代」会伤害人,「为 AI 服务」同样会。你没有失去工作,你甚至得到了一个「AI 相关岗位」——但这份工作的本质,是把你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一个标注员,从一个创造者变成一个喂食者。你的技能、你的判断力、你投入了十几年积累的工程直觉,在新岗位上几乎用不到。

扎克伯格后来也在一封备忘录中承认变化「造成了困扰」,并承诺 2026 年不再进行全公司范围的裁员。但伤害已经造成了。据报道,有些 Meta 员工甚至悄悄希望被裁掉——因为遣散方案包括 16 周工资和 18 个月医疗保险,这比留在一个他们感到绝望的岗位上更有吸引力。

当一个员工开始盼着被解雇,而不是盼着被留下,这个系统的某个地方已经断裂了。

03 心理咨询室 

把镜头从 Anthropic 和 Meta 拉远一些,你会发现这不是两家公司的内部问题,而是一个正在整个科技行业蔓延的系统性现象。

旧金山的心理治疗师们,最先感受到了变化 。

2026 年 4 月,SF Standard 的一篇报道采访了多位硅谷地区的治疗师。他们说,科技行业从业者的治疗需求正在大幅增加,而且这一次的存在性绝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

心理治疗师 Candice Thompson 说了一段让我很难忘的话——过去,如果有人走进诊室说「这是世界末日」,那显然是需要临床干预的表述。但现在,来访者描述的那些恐惧,是治疗师自己也不得不认真对待的现实。

另一位治疗师观察到,许多患者的焦虑并非来自「被取代」的直接威胁,而是来自一种更复杂的撕裂—— 他们对自己正在构建的技术可能危害人类感到担忧,同时又对自己公司是否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和约束感到不安 。

一位治疗师用了一个概括——「 关于这艘船要驶向哪里,人们压力很大 。」

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辞职。他们选择留在系统内部,试图从内部施加影响。这本身就是一种疲惫的姿态。

宏观数据印证了这些临床观察。

Gallup 2026 年全球职场报告显示,全球员工工作参与度降至 20%,是 202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连续第二年下降。在美国,只有约 30% 的全职和兼职员工表示对工作投入,创十年新低。更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层的参与度自 2022 年以来下降了 9 个百分点,从 31% 跌至 22%。Gallup 估算,低参与度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约 10 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损失。

ADP Research 在 2026 年 3 月发布的一份覆盖 36 个国家、超过 3.9 万名工人的报告则更加直白——全球只有 22% 的工人强烈认同自己的工作不会被淘汰。在基层员工中,这个数字只有 18%。

而科技行业的裁员浪潮仍在继续。2026 年至今,已有近 12 万科技行业员工被裁,几乎追平了 2025 年全年水平。Meta 将 8000 人的裁员归因于 AI,这不是个例。

与此同时,一项 2026 年 6 月的联合调查发现,90% 的美国求职者对 AI 在工作中的扩展感到担忧——42% 担心过度依赖技术,36% 担心入门级岗位减少,还有 36% 担心如果机器做了太多思考工作,自己会丧失问题解决能力。

而在管理层那边,81% 的招聘经理认为 AI 会提高效率,79% 认为它能释放员工的时间。

这个断裂本身就是问题——管理层看到的是效率曲线,员工感受到的是威胁信号。

同一项技术,在同一家公司的不同楼层里,被解读为完全相反的东西。

04 Lordstown 的幽灵 

到这里,一个问题自然浮现—— 这真的是新事吗?

人类和机器共事的历史,远比 AI 悠久。在制造业,工人与机械臂、流水线、工业机器人并肩工作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他们经历过类似的心理冲击吗?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非常严重。

1966 年,通用汽车在俄亥俄州 Lordstown 建造了一座全美最先进的汽车工厂,引入了机器人焊接设备和当时最快的生产线。到 1970 年代初,管理层裁掉了 300 名工人,并将生产线速度从每小时 60 辆提高到 101 辆——全球最快。工人们被要求在 60 秒内完成装配动作,双臂悬在同一位置操作重达十磅的弹簧,失误可能折断手指或粉碎手腕。

工人们的反应是全面的反抗——怠工、缺勤率飙升、在岗位上酗酒吸毒,以及大规模的蓄意破坏。有工人把零件扔进车身,让新车带着未完成的装配离开流水线。

1972 年 3 月,一场漫长的罢工爆发了。

媒体为这种现象创造了一个词 「Lordstown 综合症」, 用来描述美国工人对工作质量和工作意义的普遍不满。它不只是关于工资或工时,而是关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当机器的节奏决定了你身体的每一个动作,你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吗?

后来的量化研究证实了这种伤害的深度。匹兹堡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工人与工业机器人共事后,工伤确实减少了——每 100 名工人减少 1.2 例。但药物或酒精相关的死亡率显著上升,每 10 万人增加 37.8 例,自杀率和心理健康问题也有所抬升。

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德国。

同一项研究发现,德国工人在接触工业机器人后,没有出现显著的心理健康变化。研究者推测,这与德国更强的劳动保护制度和社会安全网有关。换句话说, 机器本身不一定伤害人,但在一个让人感到不安全的系统里,机器会放大那种不安全感。

1974 年,前金属工人、社会学家 Harry Braverman 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为这些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他的核心命题是:资本主义管理的本质倾向是将「构想」与「执行」分离——管理层垄断规划和设计的权力,工人只被留下机械执行的部分。 这种分离剥夺了工人对劳动过程的知识和判断力,从而将工作降格到「几乎动物劳动的水平」。

Braverman 称之为「去技能化」(deskilling)。

半个世纪之后,从工业机器人到 AI,有什么变了,又有什么没变?

没变的是那个核心问题—— 人在与机器的关系中丧失了意义感。 Lordstown 的工人觉得自己成了流水线的延伸,Anthropic 的工程师觉得自己成了 AI 的审批员,Meta 的「征召兵」觉得自己成了 AI 的喂食者。剥去技术外壳,底层的心理伤害惊人地相似。

但变了的东西,比没变的更让人不安:

受伤的人群变了。 Lordstown 的受害者是蓝领工人——在当时的社会话语中,他们的痛苦虽然被承认,但常常被归因于「教育水平不高」或「无法适应技术进步」。而今天,受伤的是硅谷最顶级的知识工作者——Anthropic 的研究员、Meta 的高级工程师、拿着六位数年薪的人。如果连他们都在产生存在性危机,那「学习新技能就能适应」这个叙事还能撑多久?

伤害的性质变了。 Lordstown 的工人是身体被机器的节奏控制——Braverman 说的「构想与执行的分离」,管理层拿走了「想」的部分,只留给工人「做」。而今天,AI 连「做」的部分都在拿走,留给人类的只剩「审批」和「监督」。这不是去技能化,这是去存在化。

反抗的可能性变了。 Lordstown 的工人可以罢工,可以怠工,可以把零件扔进车身,可以组织工会。他们知道敌人是谁——是管理层,是那条让他们喘不过气的流水线。但一个 Anthropic 的工程师,他要怎么反抗?他的「敌人」是他亲手创造的东西。Claude 不是一个他可以对抗的管理者,而是一面镜子,映出他自己正在变得不那么被需要的事实。

你无法向一面镜子扔零件 。

Anthropic 在本周发布了 Claude Tag——一个可以永久驻扎在你的 Slack 频道里、有自己的名字、有记忆、会主动发言的 AI 同事。

这意味着,Anthropic 内部已经出现的那些症状——孤独、迷失、对自身价值的怀疑——即将以某种形式,进入每一个部署了 AI 数字员工的企业。

这不是一个关于某款产品好不好用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 当你的同事永远不累、永远在线、而且正在变得比你更擅长你的工作时,你要如何定义「自己在这里的意义」的问题。

Lordstown 的工人花了半个世纪来寻找这个答案。最终,那家工厂关闭了。

留下来的问题,比工厂存在的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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