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Zen，PANews

韩国加密行业正在进入一场罕见的正面监管冲突。

过去几年，韩国金融情报分析院（FIU）一直是韩国加密交易所最重要的反洗钱监管机构。围绕未申报海外 VASP、客户确认义务（KYC/CDD）、Travel Rule 和可疑交易报告（STR），FIU 对多家头部交易所连续开出重罚，监管姿态明显趋严。

但近段时间，交易所一方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处罚，而是开始通过法院诉讼、行业协会意见书等方式，系统性挑战 FIU 的处分依据和规则设计。

FIU重罚之后，法院连踩刹车

交易所与监管部门的第一条战线，发生在法院。

今年4月初，首尔行政法院判决Upbit运营公司Dunamu在一审中胜诉，撤销 FIU 对其作出的部分营业停止处分。FIU 此前指控 Dunamu 在 2022 年 8 月至 2024 年 8 月期间，涉及后来被确认与未申报 VASP 相关的 100 万韩元以下出金交易，并据此作出 3 个月部分营业停止及高额罚款等处罚。

法院并未否认交易所存在反洗钱义务，但其认为 FIU 对违规标准和营业停止依据的说明不够明确。法院认为，对于100万韩元以下交易，当时监管标准和具体操作指引并未充分明确。而在 Dunamu 已采取一定阻断和监控措施的情况下，难以直接认定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也就是说，法院在审查中关切的不仅是交易所的 AML 义务本身，更强调FIU以何种标准来支持重处分。这对 FIU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司法信号，表明监管机构要用“营业停止”这种重处罚，就必须证明交易所在明确规则之下仍然明显违反义务，而不能用事后结果倒推交易所有重大过失。

不过，FIU对于以上法院判决表示不服，最近已就Dunamu相关案件提出上诉。

除了Upbit外，Bithumb 案件也已呈现类似走向。FIU 今年 3 月对 Bithumb 作出 6 个月部分营业停止和 368 亿韩元罚款处分，理由包括与海外未申报 VASP 交易、客户确认义务履行不足等，被视为监管机构的另一起最高强度处罚。

但 4 月 30 日，首尔行政法院也接受了 Bithumb 的执行停止申请，决定在本案判决之后30日之前，暂停 FIU 6 个月部分营业停止处分的效力。法院给出的理由是，如果处分继续执行，Bithumb 在本案审理期间可能已经承受部分或全部营业停止效果，即便后续处分被撤销，新增客户获取受限、声誉受损等负面影响也难以完全恢复。

在对薄公堂之后，FIU 对交易所的执法逻辑，在司法中遭遇了交易所的连续反击。对 FIU 来说，过去依靠行政处分推动行业合规的方式，正面临更高的程序与证明要求。

行业自律组织DAXA抗议“毒丸条款”

除了司法层面积极维护交易平台权益，韩国交易所在立法与行政规则层面也直接开启了“第二条战线”。

韩国金融当局正在推进《特定金融信息法》相关修订，意图进一步强化加密资产转移、客户确认、Travel Rule 和可疑交易报告机制。而其中一项“1000 万韩元以上的加密资产转移，可能被一律纳入 STR （可疑交易报告）报告范围”的规定，引发了加密行业强烈反弹。

韩国五大加密货币交易所自律组织DAXA 最先指出这项“毒丸条款”，存在STR标准可能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的问题。现行特金法下，STR 的逻辑是金融机构在有合理根据怀疑交易涉及非法财产、洗钱等情形时进行报告。但修订案被行业理解为，只要加密资产转移金额达到 1000 万韩元（约6800美元）以上，就要向 FIU 报告。DAXA 认为，这相当于在下位法层面以金额标准创设新的报告义务，超出了上位法授权范围。

在原则性表态的同时，DAXA 也给该法律向交易所带来的冲击进行了测算。根据 DAXA 模拟，如果该规则执行，韩国 5 大韩元交易所的年度 STR 数量，将从现有约 6.3万件暴增至约544.5万件，增加约 85 倍，而庞大的增量可能让正常 AML 监控体系事实上陷入瘫痪。

而这些数字的背后，触及了 STR 制度的本质。STR 的价值原本在于“可疑性筛查”：交易所通过客户身份、资金来源、交易路径、链上地址风险、行为模式等因素识别异常交易，再向 FIU 报告。然而，如果大量正常的大额转账仅因金额触线就被纳入 STR，报告系统会被海量低质量信号淹没，FIU 处理真正高风险交易的能力反而可能下降。

这也是行业所谓“监管过度反而削弱 AML 效率”的核心论点。DAXA 也并未反对 AML 强化本身，而是认为，监管应保留风险基础方法（risk-based approach），而不是把“可疑交易报告”一刀切，简化成超过一定金额就进行报告。

韩国加密监管的“立法不足”与“执法过密”

韩国的加密监管长期有一个结构性矛盾。一方面，韩国是全球最活跃的加密交易市场之一，散户交易活跃、交易所集中度高、韩元市场影响力突出；另一方面，其数字资产基本法和稳定币、交易所、发行人等综合监管框架尚未完全成熟，很多监管动作主要依托特金法、AML 体系和 FIU 执法推进。

这种模式在早期有现实合理性。加密行业风险高，诈骗、跨境洗钱、未申报海外平台、匿名链上转移等问题确实需要强监管介入。FIU 通过 AML 义务把交易所纳入监管，是韩国建立加密市场秩序的重要一步。

过去，韩国加密交易所面对 FIU 处罚，更多是在行政程序中解释、申辩、整改。现在，行业正在把争议推向法院和立法意见程序。这意味着韩国加密监管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监管机构不再只是制定规则和执行处罚的一方，其规则解释、处分依据和程序正当性，也会被交易所、行业协会和法院共同审视。

更深层次来看，韩国头部交易所对监管层的反抗和冲击，是一场关于监管范式的再校准。这场冲突最终要解决的，是监管如何更可持续。

短期内，FIU 与交易所之间的拉锯可能会继续升级。Dunamu 案件已有上诉，Bithumb 的本案诉讼尚未终结，特金法修订也仍存在调整空间。而长期看，这场冲突可能反而有助于韩国形成更成熟的加密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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