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到90年代可能感觉如此不同，是因为千禧年的转折点标志着美国梦的车轮开始吱吱作响并摇摇欲坠。 1999-2000年是劳动参与率的历史巅峰，也是最后一次政府盈余的时期，实际GDP（以美元计）增长达到了持续20年的高点。而十年后，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下滑，尽管是从一个辉煌的高峰开始的。 多年来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直到最近几年才被揭示出来，现在我们开始感受到它的影响，因为黄金年龄人口增长和本地出生率正在趋于平缓。到下个十年，死亡人数将超过本地出生人数。 如今，联邦支出的主要功能是维持一个在数学上无法自我维持的福利国家。而这些承诺代表了数千万美国人预期的收入，因此很难被削减或取消。 我们早已超越了优雅的解决方案。没有任何政党或领导人能够通过政策改变这一切，尽管他们会做出这样的承诺，利用无产阶级的愤怒和不安。自全球金融危机（GFC）以来，民粹主义一直在上升，并将进一步上升。这是对严重失衡的自然反应。 自疫情以来，低收入群体的净资产有所增长，消费得以通过减少储蓄来维持。但持续的通胀正在削弱他们的生活质量，而美联储对此的低估报道几乎没有减缓的迹象。结果，民众情绪与资产价格完全脱节，部分原因是工人阶级拥有的资产不足。这种情况只会变得更糟，再加上日益猖獗的腐败和无能的领导，正在侵蚀公民社会的基本结构。 最终，‘没有’的一方将向‘拥有’的一方宣战，并希望通过新税收、社会项目和收入补贴来重新分配财富。这些努力已经开始显现。但这些都无法解决问题。最终，我们将通过货币贬值走向崩溃，因为国会会屈服于要求分一杯羹的年轻选民的压力。而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梦已经死了。第四次转折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