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5日，伦敦高等法院围绕钱志敏案召开了一场程序性听证会，特纳法官与英国检方（DPP）同场，就如何代表中国境内受害人、如何追缴与分配涉案资产展开交锋。案情核心是一笔据单一来源披露高达 6万枚BTC 的可疑资金，而此时全球主要交易所内部的 BTC 日内部流量仅约1.4万枚，处在自2022年以来的低位，法庭内外形成鲜明反差。这场听证会抛出的关键问题并非“多少钱能追回”，而是：在受害人高度分散、国别复杂、资产有限的前提下，如何一方面尽量保护中国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避免“代理泛滥”吞噬可分配资产，找到司法正义与程序成本之间的平衡点。
伦敦法庭交锋：受害人代理成焦点
● 争论焦点场景：在2026年1月25日的听证会上，特纳法官反复追问英国检方，中国受害人的身份确认与代理机制究竟如何设计，才能既合规又不至于令程序失控。检方一方面强调需要为境外受害人打开参与通道，另一方面也承认现阶段对中国受害人的数量、分布和具体损失缺乏完整数据，只能先搭建一个“可进入但可控”的代理框架，这也让法官对未来成本和秩序提出质疑。
● “代理泛滥”的担忧：特纳法官点出了本案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各类律师、第三方资金方乃至“集体代理平台”蜂拥而入，所谓“代理泛滥将侵蚀可追回资产”。换言之，每多一层代理，就多一层费用与激励扭曲，最终真正到达受害人手中的BTC 可能被大幅稀释。对一个只有有限6万枚BTC 作为追偿池的案件而言，这种稀释效果很可能比价格波动更具破坏性。
● 先判资格不判赔付：程序性听证会之所以没有直接讨论“每位受害人能拿回多少币”，而是围绕代理资格与索赔排序反复拉扯，正是因为这些前置问题决定了整个追偿机制的效率和公平性。谁有权代表境外受害人、不同批次索赔的优先顺序如何排列、蓝天格锐破产程序中认定的债权如何与刑事追缴结果衔接，都是影响后续实质裁决的关键前提，因此被放在最前面反复推敲。
● 在“锁资产”与“理队列”之间权衡：英国司法此时需要在“先迅速锁定、处置涉案资产”和“先细致厘清受害人队列与代理权属”之间做艰难取舍。锁得太慢，6万枚BTC 的价值波动和链上转移风险会放大；队列理得太粗糙，又可能引发后续大规模司法复议和跨国质疑。特纳法官的审慎态度，显示出英方法院更倾向于在资产已被控制的前提下，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队列设计与代理约束上，以降低未来程序被反复挑战的概率。
跨国追缴困局：从伦敦到中...
● 中英协作的必要性与未知边界：就已公开信息来看，本案若要准确识别中国境内受害人、厘清资金从境内流出直至6万枚BTC 聚集的完整路径，显然离不开中英两国在司法与执法层面的协作。但目前可查资料并未披露任何具体合作条款或协议，只能确认伦敦方面在设计代理机制时，已将“如何对接境内真实受害人”视为难点。条款内容和执行方式仍处在不透明状态，外界也无法据此推断任何一方的正式立场。
● 传统与加密追偿的程序摩擦：在传统跨境资产追偿中，多依赖银行流水、书面合同和既有互助条约，举证载体与司法协助路径相对成熟；而加密资产的跨境追缴则高度依赖链上追踪、交易所配合与多地监管许可，形式更接近技术取证与监管协调的结合体。这意味着，即便链上路径清晰，如何将其转化为各法域普遍接受的证据，以及如何在不同国家之间同步冻结与处置，都会成为新的摩擦点。
● 多法域程序的牵制效应：与钱志敏案并行推进的，还有蓝天格锐的破产程序，其资产处置与债权确认同样与这批BTC 有潜在交集。破产法院的“统一清算”逻辑与刑事司法的“追缴与返还”逻辑，在时间顺序、优先级安排以及对资产所有权的认定上并不完全一致，造成对同一资金池的多重管辖与交叉牵制。伦敦高院在设计追偿路径时，必须时刻考虑破产程序的既有安排，避免出现相互抵牾的裁决。
● 只能基于有限事实推演难点：由于中英执法合作的细节条款并未公开，蓝天格锐破产案的技术性条款也高度专业且未被完整披露，外界能够把握的，只是英国高院的公开发言、已知的程序节点以及少量披露的数据。围绕跨国协作如何具体落地、各方如何分配话语权，我们只能在“需要协作且存在程序摩擦”这个层面进行分析，而不能对尚未公开的协议与谈判内容做任何细节臆测。
6万枚BTC阴影下：交易...
● 体量与冷清的对照：据单一来源披露，本案涉案规模高达 6万枚BTC，这在任何一个周期都足以对市场情绪产生压迫感。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前主要交易所内部 BTC 流量仅约 1.4万枚，处在自2022年以来的低位区间。也就是说，案中潜在待处置筹码的规模，已经远超一天之内能在主流平台内部自然周转的数量，市场在心理和流动性上都被这笔“悬而未决的供应”所笼罩。
● 币安流量低位的隐含影响：在这1.4万枚的整体内部流量中，币安约2700枚BTC 的内部流量被指处于历史低位，这意味着在最具代表性的全球平台之一，订单簿的自然换手正在显著降温。短期内，这种交易活跃度的下滑会削弱订单簿深度，使较大订单更容易撕开盘口，引发放大的价格波动；同时也降低了机构调整头寸的便利度，让“想出不容易、想进也不轻松”的局面愈发普遍。
● 链上巨额筹码与场内萧条：当链上存在以 6万枚BTC 计的巨额筹码等待司法处置，而场内日度周转规模却显得格外瘦弱，整个市场就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头顶压着巨石、脚下却是细沙”的状态。参与者一方面担心未来某个时间点这些筹码被集中抛售或集中转移，另一方面又发现当前市场承接能力有限，难以为潜在冲击做好缓冲。这种反差加剧了从做市到主动交易的普遍保守。
● 司法与合规压力的叠加效应：在多个司法辖区不断加强资产冻结、KYC 与反洗钱要求的背景下，做市商和大型交易机构面临的合规成本水涨船高。本案这样的追缴程序，让市场预期到“链上大额资金一旦被盯上，处置节奏与路径将深受监管影响”，从而进一步压缩了以往依靠高杠杆、高周转获利的空间。结果就是，做市意愿下滑、深度缩水、交易活跃度减弱，共同把 BTC 内部流量推向2022年以来的低位。
全球话语权争夺：美国自诩...
● 监管者的定价野心：在这一轮全球监管话语重组中，美国监管层并不掩饰其对加密定价权的雄心。CFTC 主席 Mike Selig 公开宣称“美国是世界加密货币之都”，释放出强烈信号：无论是衍生品监管、现货 ETF 还是平台合规，华盛顿都希望通过一整套制度设计来塑造全球价格发现中心。这种姿态让每一次大型跨国案件的司法走向，都被纳入“谁主导规则”的评估视角中。
● 达沃斯与全球规则想象：在达沃斯论坛上，欧美监管者围绕以 USDC 等为代表的工具的监管框架展开讨论，核心议题集中在资本充足、储备透明与系统性风险防范上。它们试图通过更严格的披露与许可制度，将这种新型资产纳入一个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标准”。这既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监管反思的延续，也是对加密领域溢出风险的前置防御。
● 伦敦案作为司法筹码：面对美国在监管叙事上的自信，伦敦在处理这起 6万枚BTC 大案时的每一步动作，都被视作其争夺“全球加密司法中心”地位的筹码。通过在程序设计上强调多方参与、跨境协作与程序公正，英国试图展示自己在复杂数字资产案件上的专业性与中立性，为未来更多跨国争议“选择在伦敦起诉或执行”积累口碑与先例。
● 自信与审慎背后的博弈：美国的监管口径更强调市场创新与主导权，因而敢于在话语上高调宣称“世界之都”；英国则通过特纳法官在听证会上不断追问“代理泛滥”的代价，展现出一种程序上极度审慎的姿态。前者更像是在为资本市场塑造一个清晰、可预期的监管品牌，后者则是在司法层面降低未来被质疑的空间。两种路径的背后，都是围绕资本流向、案件落地地点以及长期定价权的隐性竞争。
从稳定币到黄金储备：信任...
● 现金工具的监管边界：在达沃斯相关讨论中，Circle CEO Jeremy Allaire 提出，以 USDC 为代表的此类工具本质上是“现金工具”，不应向持有者支付利息。这一表态折射出监管者对风险外溢的高度戒心——一旦类现金工具开始以利息吸引资金，就会与银行存款、货币基金形成直接竞争，进而将传统金融风险与加密风险相互放大，触发更复杂的监管连锁反应。
● 托管信任的跨资产难题：无论是法币、黄金，还是加密资产，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都绕不开一个共同难题：托管机构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达沃斯的监管讨论与德国黄金储备争议，分别从“规则设计”和“资产实际存放地点”两个维度暴露出信任缺口；一方担心规则太松导致风险膨胀，一方怀疑资产究竟是否按账面那样安全、透明地被存放在预期地点。
● 传统体系与加密追缴的对照：钱志敏案中，6万枚BTC 的追缴存在程序不确定性，受害人拿回多少、何时拿回，取决于多国法院、破产程序与监管协作的综合结果。这种不确定性，与传统金融体系中对托管银行、主权信用乃至黄金储备安全性的质疑形成镜像：一个是“规则在变且难以看清”，一个是“数字与实物是否匹配”。二者共同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在资产跨境流动与多重监管叠加的环境下，信任正在变得稀缺而昂贵。
● 资产该交给谁托管：当法币体系的信托基础因通胀与财政赤字被频繁拷问，黄金储备的真实状态因多国争议而被反复追踪，而加密资产又在司法冻结与跨国追缴中暴露出程序不透明与时间成本，个体用户面临的开放性问题愈发尖锐：在一个多重信任缺口并存的世界里，究竟该把资产交给谁托管？是选择大型交易所、受监管银行、链上自托管钱包，还是多种模式的分散组合，已不再是单一产品的比较，而是对不同信任来源进行动态权衡。
司法慢走与市场冷静：追偿...
司法程序的本质，是在复杂、多方博弈的环境中缓慢而细致地寻找平衡；但对受害人而言，每一天的拖延都意味着损失与不安的延续。伦敦听证会所折射出的核心矛盾正在于此：法官必须先在代理资格、索赔排序、跨国协作的细节上打磨机制，才能减少未来争议，而境内外受害人则更关心能否在合理时间内、以尽可能充分的比例拿回被洗走的 BTC，这种节奏错位注定难以调和。
当链上大额筹码被司法冻结，交易所内部 BTC 流量滑落至约1.4万枚、币安内部流量仅约2700枚的历史低位时，市场的主线叙事也在发生迁移：从早期“暴富故事”主导的投机狂欢，逐渐滑向“合规优先、安全第一”的冷静阶段。流动性紧缩、监管加码与托管信任危机交织在一起，迫使参与者重新评估平台、司法辖区和托管模式的风险收益比，而不再仅仅盯着价格曲线的陡峭程度。
展望后续，钱志敏案以及类似跨国大案的进展，不仅会影响这 6万枚BTC 最终如何进入市场，更可能在更长周期内重塑交易所的资金流向与资产定价权格局。哪个司法辖区在复杂案件中展现出更高的可预期性和执行效率，哪类平台在冻结、破产与追偿中表现得更透明、更能保障用户权益，都会在无形中引导资本的迁徙方向。
在信息高度碎片化的当下，更需要警惕两种过度解读：一是围绕价格路径编织的各种“必然剧本”，二是对尚未公开的政府立场、秘密条款的想象性延展。面对跨国追偿与监管重塑，最可靠的锚仍然是已公开的司法文件、监管发言与可验证的数据。其余部分，留给时间和后续程序慢慢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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