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导语
近日，NVIDIA 创始人兼 CEO Jensen Huang（黄仁勋）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Only In America」系列节目中，与前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进行了一场深入对话。访谈在 NVIDIA 位于加州硅谷、通过超级计算机模拟设计的全新总部进行。黄仁勋不仅分享了其从台湾移民至美国，从肯塔基州寄宿学校一路走到创立全球最具影响力科技公司之一的个人历程，更首次在公开场合如此详尽地回溯了 NVIDIA 创立之初的核心理念——「加速计算」的诞生过程，以及这一远见如何历经三十年，从游戏图形处理延伸至当今的人工智能革命。此次对话不仅是一位杰出企业家的创业复盘，更是一次关于技术创新、风险承担与美国精神的深刻探讨。
摘要
- 黄仁勋回顾了作为移民的早年经历，认为美国的自由、法治与机会是其成功的基石。
- NVIDIA 创立源于一个「第一性原理」判断：通用 CPU 无法解决所有计算问题，尤其是模拟世界的并行计算任务。
- 公司选择 3D 游戏作为 GPU 的第一个应用，是为了解决新架构面临的「鸡与蛋」生态难题。
- AI 的兴起并非偶然，其底层计算需求（模拟智能）与 GPU 的并行计算架构天然契合，是长期技术路线延伸的必然结果。
- 黄仁勋对 AI 持「谨慎乐观」态度，并认为国家竞争的关键在于最上层的「应用层」创新。
从台湾到肯塔基：移民故事的起点
黄仁勋的故事始于亚洲的辗转。他出生于台湾，五岁时因父亲工作变动举家迁往泰国。1973 年，泰国发生政变，局势动荡，父母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决定将年仅 9 岁的黄仁勋和他 10 岁的哥哥送往美国投靠华盛顿州的叔叔。他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充满了新奇感：「我从未见过铺着地毯的房子，感觉就像穿着鞋走在床上。」从早餐麦片、电视上的《极速赛车手》和《帕特里奇家族》，到士力架巧克力棒，一切对这个孩子而言都如同奇迹。
在叔叔家短暂停留三个月后，由于经济拮据，父母将他们送到了肯塔基州一所收费低廉的寄宿学校。黄仁勋回忆，那是一个人口仅约 600 人的小镇奥奈塔（Oneida）。「如果你在谷歌地图上看奥奈塔，美妙之处在于它周围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小点。」初来乍到，作为镇上唯一一张亚洲面孔，他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偏见和好奇的目光，但孩子们的天性很快让他融入了集体，他加入了游泳队和足球队，并爱上了香肠肉汁、汉堡等美式食物。一次游泳比赛后，教练带他们去的「像太空船一样」的餐厅——麦当劳，成了他心中「世界上最棒的餐厅」。
这段经历塑造了黄仁勋对「期望」的理解。他认为，移民往往怀着巨大的希望和梦想而来，但对具体生活期待不高，因此对获得的一切都怀有深深的感激。「当你来自更艰难的处境时，你会欣赏一切。你来这里是因为选择，你想在这里。」他的父亲早年曾有机会到纽约接受培训，回到台湾后便一直希望家人能最终来到美国这片「不可思议的土地」。
求学、相遇与硅谷启蒙
随父母搬到俄勒冈州后，黄仁勋的成长轨迹与许多热爱数学和科学的青少年相似。他笑称，在高中里喜欢数学和科学的人，通常只会交到另外两三个同样兴趣的朋友。他们一起参加数学俱乐部、科学俱乐部，当然，还有计算机俱乐部。课余时间则流连于街机游戏和弹球台。
关于大学，他最初的计划非常实际：追随家人（父母和哥哥都曾就读）的脚步，进入俄勒冈州立大学读工程。这所大学拥有不错的工程专业，且费用可以承担。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 Lori。当时班上 250 名学生中只有 3 名女生，年仅 16 岁的黄仁勋运用了一点「战略」——设法进入了 Lori 所在的实验课，将竞争对手从 250 人缩小到 4 人。而他使用的终极搭讪台词是：「你想看看我的作业吗？」这段缘分从此开始，并持续至今。
硅谷的召唤来自校园招聘。AMD 的招募人员来到俄勒冈州立大学，为黄仁勋提供了一份工作，并承诺支持他同时去斯坦福大学深造。「等等，」他回忆当时自己的反应，「我可以在 AMD 工作，你们付我不错的薪水，同时还要付钱让我去斯坦福上学？」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美梦成真」的机会。一年后，Lori 毕业，两人结婚，生活就此展开。黄仁勋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斯坦福学习，整个过程断断续续花了大约八年时间，他开玩笑说自己是「斯坦福付费时间最长的学生」。
这段边工作边学习的经历对他影响深远。「当你上学时，你觉得学业非常学术化，因为你不确定学习这些东西是否有任何目的和好处。但边工作边上学的益处，尤其是在斯坦福，是我能看到所教的原理在今天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中是多么重要。」斯坦福塑造了他对计算机科学及其产业影响的看法，特别是技术、基础科学与计算机科学战略之间的交叉点，为他日后创立 NVIDIA 奠定了思想基础。
创立 NVIDIA：一个「不可能」的商业计划
上世纪 90 年代初，PC 革命方兴未艾，摩尔定律驱动着 CPU 时代，整个硅谷都围绕着通用计算。黄仁勋与联合创始人 Chris Malachowsky 却看到了不同的未来。他们基于「第一性原理」提出了两个核心想法。
第一个是技术愿景：他们认为，许多有意义的问题，如实时计算机图形（当时计算机科学中最难的问题之一）、模拟等，是通用 CPU 无法有效处理的。他们设想，应该有一种方法可以「加速」CPU，卸载那些不适合通用计算的任务。「这就像在你的房子里，厨房只有一种工具，车库也只有一种工具。公司里也只有一种工具。做什么事都需要合适的工具。」他们相信，存在另一种工具可以增强 CPU，使计算机本质上成为超级计算机。
第二个是商业和生态挑战：如何让这个新架构被开发者接受？CPU 生态经过数十年发展，已构建了庞大的应用基础，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正向循环（安装基数增加 -> 销量上升 -> 应用更多 -> 循环加强）。如何打破这个「鸡与蛋」的困境？历史上除了 NVIDIA，几乎没有其他架构成功挑战过 CPU 的主导地位。
因此，关键问题是：第一个「杀手级应用」是什么？他们最终将目光投向了 3D 图形。但当时的专业计算机图形市场很小，几乎只有硅谷图形公司（SGI）一家。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更具规模潜力的领域：电子游戏。「电脑游戏不仅有趣，而且可能比任何其他应用都更推动计算能力的边界。」黄仁勋指出，大多数消费者 PC 的升级驱动并非来自成年人，而是来自想要更强大游戏机的孩子们。游戏市场容量大，且对图形性能有着极致渴求，足以支撑一个新架构的初期发展和迭代。
然而，这个商业计划听起来依然「不可能」：它需要解决多重「鸡与蛋」问题，需要巨额资金，并吸引世界顶尖的计算机科学家。但硅谷的风险投资文化提供了可能。「我仍然记得向每个人解释这个计划……然而，硅谷就在这里，沙丘路（Sand Hill Road）会资助我。」Sutter Hill Ventures 等机构成为了 NVIDIA 的早期投资者。黄仁勋总结道：「我们只是基于第一性原理认定，通用计算机不可能成为唯一的计算平台，如果我们引入这个新想法，可以解决太多有趣的问题。」
从图形到 AI：长期主义的胜利
NVIDIA 的 GPU 从一开始就强调可编程性，这为其后来的泛化应用埋下了伏笔。黄仁勋回忆，GeForce 3 图形处理器拥有 5700 万个晶体管，比当时的奔腾四和奔腾三加起来还多，并且首次拥有了类似 CPU 的指令集，可供游戏程序员创造特效。
此后三十年，NVIDIA 一直在「逆流而上」。转折点在于，他们解决的「模拟世界」问题，其底层计算模式与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产生了共鸣。「计算机图形本质上是世界的模拟。而在很多方面，人工智能是思维、大脑的模拟。模拟的计算可以（虽非全部但很大程度上）并行完成。」用于模拟的处理器架构，与用于按步骤执行任务（如执行菜谱）的架构是不同的。世界是同时、并行发生的。
基于这一原理，NVIDIA 不断寻找适合 GPU 加速的新问题：继图形之后，是地震处理（逆物理）、CT 重建、超声波、分子动力学（牛顿物理）等。然后有一天，深度学习的研究人员（如斯坦福的 Andrew Ng、多伦多大学的 Geoff Hinton、纽约大学的 Yann LeCun）找到了他们。黄仁勋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他们可以做出重大贡献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GPU 加速的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成功引发了更深层的思考：为什么有效？还能做什么？能走多远？对计算机科学和整个行业意味着什么？NVIDIA 一步步将一切拆解到第一性原理，然后重新构建公司在未来世界中的位置。「所有这些都是关于推理、远见、战略、纪律、耐心，」黄仁勋说，「以及信念。」他坦言，公司是「历经苦难才走到今天的」。「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我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没人相信它。我们有幸在无人关注的情况下埋头建设了整整十年。」
在没有外部正向反馈的时期，如何保持团队士气？黄仁勋的答案是回归核心价值观和信念。「你必须相信自己所做之事。你必须回到你的核心基础……你必须在脑海中看到那个未来，即使其他人都看不到。你必须讲述这个故事，让其他人也能在他们脑海中看到它。而且你必须自己相信它。」
AI 时代的「谨慎乐观」与国家竞争
作为 AI 革命的基础设施提供者，黄仁勋对这项技术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认为，智能是社会、工业和人类一切 endeavors 的基础要素，必须加速推进。但同时也需保持谨慎，确保 AI 如承诺般工作、功能可靠，避免产生看似智能实则存在缺陷的系统。「功能可靠的东西更安全。我希望我的汽车如承诺般运行。AI 也需要如承诺般运行。」
谈及 AI 的国际竞争格局，他将技术栈比喻为一个「五层蛋糕」，每一层都至关重要：
- 能源层：电力和土地。
- 芯片层：NVIDIA 所处的领域。
- 基础设施层：云服务。
- AI 模型层：当前舆论焦点。
- 应用层：将 AI 用于医疗、军事、国防、网络安全、交通、制造等具体领域。
黄仁勋强调，虽然模型层备受关注，但对国家而言，最关键的其实是顶层的应用层。「正是这一层将推动我们的产业前进。」他提醒，美国目前虽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技术拐点时期，领导地位可能发生变化。制定政策时必须确保不妨害最重要的应用层创新，因为在这一层取得最大进展的国家，将能最大程度地利用这场工业革命。
「美国梦」与「仅在美国」的土壤
回顾个人与公司的历程，黄仁勋将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的独特环境。当被问及这一切是否「仅在美国」可能发生时，他描述这是一系列「概率极低的事件」的串联。而美国提供的不是逆风，而是顺风。
这阵「顺风」包括：可理解、可依赖的法律和规则；一个商业和工业环境，其中人们遵守规则，让你能够找到市场未被满足的环节；你可以信赖自己能够创造伟大的事物，并以可预测的方式推向市场，而不会遭遇随意的、武断的、不可知的封锁。「企业家所依赖的这些要素，在这里生机勃勃。」
黄仁勋将企业家精神与移民精神相提并论：「作为移民，你选择来到这里。与你来的地方相比，你见证了一个奇迹……资源令人难以置信地丰富。你拼命工作，因为你渴望成功。作为企业家，你也渴望成功。如果你不每天努力，你就会消亡。企业家精神和移民精神其实非常相似。」他坦言，自己对 NVIDIA 不断做得更好的那种持续不断的「绝望感」，与父母当年为家庭谋生的感受如出一辙。「除了努力，别无依靠，没有退路。」
「我无法想象还有别的地方能让这一切成为可能，」黄仁勋总结道，「NVIDIA 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仅在美国’的故事。我自己也是一个‘仅在美国’的故事。这一切发生在一生之中，不是第五代，也不是第三代，就在一个人身上，一代人之间。」父母放弃一切来到美国，没有退路，牺牲一生为孩子创造更多机会；而国家则创造了机会、资源、系统、制度和基础，使得 NVIDIA 这样的公司成为可能。「我就是美国梦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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