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8日披露的一则消息，把本来被视作“灰色实验场”的预测市场，直接拉进了美国刑事执法的聚光灯下：美国司法部宣布针对 Polymarket 上两起与非公开信息相关的预测盘交易提起刑事指控，被告分别是 Google 软件工程师 Michele Spagnuolo 和美军参与人员 Gannon Ken Van Dyke，前者被指利用工作中掌握的机密信息在 Polymarket 上获利约 120 万美元，后者则据个别公开报道获利超过 40.9 万美元，同一事实基础上还叠加了 CFTC 的平行民事诉讼。但更令行业震动的，不是个案的戏剧性，而是执法链条的起点：这两起案件都不是监管部门“扫雷式”排查的结果，而是由 Polymarket 自主搭建的“市场诚信系统”在日常监控中识别出异常交易、结合链上取证完成内部筛查后，主动向司法部提交刑事举报引爆，平台甚至公开强调，“目前该行业已知的 2 起逮捕全部源自我们的 criminal referrals（刑事移送）”。当预测盘收益被写进起诉书数字，从 120 万到 40.9 万美元一级的“超额回报”被重新标记为刑事风险，预测市场被正式纳入内幕交易执法视野，Polymarket 也从一个投机场域转身成“准合规机构”，接下来摆在所有用户和平台面前的核心问题，是在非公开信息、平台监控与配合执法之间，那条原本模糊的合规边界将被重画到多么狭窄的位置。
Google 工程师案：押注自家信息被起诉
故事从一个看似普通的工程师账户开始。美国司法部指控，Google 软件工程师 Michele Spagnuolo 利用“与工作相关的非公开信息”，在 Polymarket 上反复下注，最终据公开报道获利约 120 万美元。在起诉书的叙事中，关键不在于他下了什么具体合约，而在于信息来源：工程师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尚未向市场披露的内部动向，然后把这些信息转化为预测盘上的“精准押注”，让收益曲线与真实事件的落点高度重合。对 DOJ 而言，这已经足以被归类为典型的“内幕交易”结构，只是载体从传统股票、期货，变成了围绕现实事件结算的预测合约。
这起案件之所以被明确贴上“预测市场内幕交易执法案件”的标签，还因为它不是单纯的链上追逃，而是从平台内部报警开始：Polymarket 的市场诚信系统在例行监控中识别出 Spagnuolo 账户的异常盈利模式，经内部筛查后向司法部提交刑事举报，并配合提供链上与平台侧证据，最终推动 DOJ 立案并启动刑事行动。配套的，还有 CFTC 发起的平行民事诉讼，将同一行为拉入商品与衍生品监管视野。对于所有大型科技公司员工，这个组合信号非常直接：一旦把工作中看到的非公开数据、产品节奏、业务决策当成预测盘上的赚钱筹码，不仅面临雇主内部合规和保密条款的风险，更会在 DOJ 和 CFTC 共同搭建的“预测市场版内幕交易”框架下，被视为可以追责的刑事对象。
美军人员案：战场机密流入预测盘
另一条调查线索指向战场一侧。被告 Gannon Ken Van Dyke 被指在执行与军事或政府相关任务期间，接触到与军事行动有关的非公开信息，随后多次登陆 Polymarket，在相关事件合约上集中下注。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他由此获利被指“超过 40.9 万美元”，但不同来源对具体金额并不完全一致。研究简报将这一案件直接归类为“政府机密信息滥用”与预测市场内幕交易交织的样本：信息源头来自机密战场和政府决策，落点却是一个面向公众开放、以事件结果结算的线上预测平台。
在起诉书框架里，美国司法部没有把 Van Dyke 的行为当成普通“违规下注”，而是将其纳入利用非公开信息牟利的刑事指控体系，将涉密信息从泄露、间谍等传统角度，延伸到了“拿战场机密去预测盘赚钱”的新场景。不过，简报同时提到，一些法律评论者对这一指控在传统内幕交易框架下的法律基础提出质疑：预测合约本身是否落入现有证券或商品范畴、军方人员与预测平台参与者之间是否存在可类比证券市场中的“信义义务”，在现行判例下都并不明朗。这种争议使得 Van Dyke 案不只是一个个案追责，而更像是一次高风险试探——检验司法部能否、以及要在多大程度上，把“政府机密 + 预测市场”整体纳入可追责的内幕交易版图。
Polymarket 主动告密：风控成执法入口
在 Spagnuolo 和 Van Dyke 这两起案件里，真正把故事从“灰色投机”推到“刑事起诉”的，并不是某次突击取证，而是 Polymarket 自建的“市场诚信系统”。平台一边用 AI 监控和链上取证梳理交易轨迹，一边叠加内部制定的“内幕交易规则”筛查异常账户，先在日常风控中把相关地址标记为可疑，再在内部筛查后向美国司法部递交刑事举报。官方随后对外强调，这个行业目前“已知的两起逮捕，2 out of 2 都源自我们的刑事举报”，刻意把自己塑造成主动识别并清除“信息滥用者”的一方，而不是勉强配合调查的被动平台。
这种叙事选择，直接重塑了 Polymarket 在行业里的角色边界。名义上，它仍是一个开放的预测市场工具；实质上，当平台的风控系统成为 DOJ 和 CFTC 立案的入口，它就从“中立撮合者”转向了“合规守门人”。这一转向，对习惯把去中心化应用视作匿名空间的老用户是一次冷水：在 Polymarket 的模式下，链上行为不再只是一个地址，而是随时可能通过平台的内部监控与执法合作，被映射回现实身份。未来用户再在预测盘上押注与工作、军务或政府相关的非公开信息，面对的就不只是行情盈亏，而是被平台先一步“送到 DOJ 面前”的刑事风险预期，这种预期本身正在重写整个预测市场的产品想象。
内幕交易规则第一次罩住预测盘
司法部和 CFTC 在这两起 Polymarket 案件里做的事，本质上是脱离了传统“证券/商品”先定性、再谈内幕交易的顺序，而是先抓住“利用非公开信息牟利”这一行为，将预测盘上的事件合约直接搬进熟悉的内幕交易叙事框架里。问题在于，现有的内幕交易规则原本是为股票、期货等设计的，对以“事件结果”为标的的合约是否适用，法律上并没有清晰共识。简报也点明，预测市场到底是不是“证券”或“商品”仍存争议，而在 Van Dyke 案中，部分评论甚至质疑：在匿名事件合约、无传统发行人与信息披露体系的场景下，硬套用传统内幕交易理论，法律基础是否足够扎实——这目前只能被视作一方观点，而非既成结论。
也正因为定性未决，监管权属的问题被推到台前：如果事件合约被视为证券，未来 SEC 有理由主张自己是“真正的管辖者”；如果更接近商品或衍生品逻辑，CFTC 则可以把本案当作扩展自己边界的样板。现在看到的，是 DOJ 负责刑事起诉，CFTC 提起平行民事诉讼，实务上已经把预测盘当成可以套用现有证券、商品法律的“类金融市场”来处理，但在立法和最高法院层面，截至目前并没有新的规则或判例替他们盖章背书。接下来这些案件是否会被写进监管机构的执法备忘录，变成 SEC、CFTC 在预测市场主张长臂管辖的先例，不取决于平台怎么自我定位，而取决于法院最终愿不愿意承认：预测盘玩家和华尔街交易员，在利用非公开信息下注这件事上，应当适用同一套法律后果。
从匿名赌盘到实名责任：平台与用户的下一步
在 Spagnuolo 和 Van Dyke 两案之后，Polymarket 已很难再自称“中立协议”。当它公开强调“2 out of 2 逮捕源自我们的刑事举报”时，等于接受了自己作为“准金融机构”的角色：搭建市场诚信系统，用 AI 监控和链上取证筛查账户，并把可疑交易主动送到 DOJ、CFTC 桌面。平台从卖工具变成守大门，KYC、持续监控和配合调查将是长期刚性成本。对用户而言，故事也被改写——基于工作岗位或军职掌握的非公开信息在预测盘下注，不再只是“聪明利用信息”，而是现实中可能招致刑事指控和民事诉讼的高危行为；“去中心化=无法追责”的想象，在链上证据和平台举报叠加的场景下已经被事实否定。有评论认为，这会压制行业短期发展和风险偏好，但截至 2026 年 5 月 28 日，并没有专门的新法案，监管仍主要通过延伸适用既有证券、商品和刑事规则、以个案划出边界。可以预见，更多预测市场项目会在合规压力下引入类似诚信系统，而这些案件最终在法院和监管备忘录中的落点，将决定预测市场是被纳入高规范金融基础设施，还是被长期锁在监管灰区的边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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