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法院重排成本,中国受害者追索6万枚比特币

CN
2 小時前

2026年6月5日,伦敦的英国高等法院里,围绕钱志敏案约6万枚比特币如何处置,一场看似“程序性”的听证悄然展开,却直接改写了这起跨境追索案的博弈结构。约1.6万名已经在英国登记的中国受害者,正试图依托英国《犯罪所得法》下的民事追索程序,在海外最大规模之一的加密资产争夺战中,为自己锁定一席之地。法院在听证中没有谈到具体分配比例,而是先算了一笔“入场费”:共计19万英镑的共同诉讼成本,将由各家代表受害者的律所按其代理人数比例分摊,并必须在2026年6月26日16时前缴入法院账户,这意味着每一家律所、每一名已经登记的受害者,都要在短时间内重新评估这场追索的性价比。更关键的时间点被压在了一个月之后——预计在2026年7月,高等法院将专门就适用何种法律、以及这些中国受害者是否有资格在英国主张这6万枚比特币归自己所有举行听证,而这场听证的结论,将在成本已被锁定的前提下,真正决定这场跨境追索能否从“程序”走向实质胜算。

6万枚比特币案:从中国受害者到英国高院

蓝天格锐事件之后,中国境内累计约12.8万名受害人中,很快出现了一个更细分的群体:他们声称自己的损失,直接指向约6万枚比特币的流向,并将目光从国内侦查与执行,转向了伦敦。与其说是“自发出海”,不如说是被资产路径“推”到了英国——在已有线索显示相关资产与英国司法管辖存在交集的前提下,约1.6万名中国受害者最终集体选择以英国《犯罪所得法》为框架,在英国高等法院发起民事追索程序。这一选择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策略色彩:在英国,《犯罪所得法》下的民事追索允许围绕“犯罪所得”这一概念展开,受害者可以尝试直接在英主张涉案资产的归属,而不必完全被动等待跨境刑事协作及国内分配结果的落地。

程序路径也由此被锁定:英国方面先开放受害者登记窗口,统计愿意在这一框架下“站到英国法院面前”的中国受害者及其代理律所;截至2026年5月22日登记截止,最终进入程序的仅约1.6万人,占蓝天格锐案12.8万总受害人不到13%。这一比例差异,实际在英国高等法院的案卷里,切割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一部分人有资格在伦敦争夺这约6万枚比特币,一部分人则被留在现有的国内程序之内。此后,高等法院分阶段处理:先在2026年6月5日举行程序性听证,讨论由各家代表受害者的律所按人数比例分摊共计19万英镑共同诉讼费用的问题,再在预期的7月就法律适用和资产归属举行专门听证。对于已经“跨境上岸”的这1.6万名中国受害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把自己的权利放到了英国高等法院的审视之下,也接受了一个全新的游戏规则:未来这6万枚比特币究竟被视作谁的财产,将首先在英国法官的判词里被定义。

19万英镑门票:英国法院如何重塑诉讼门槛

在6月5日的程序性听证上,英国高等法院给这场跨境追索贴上了一个清晰的价格标签:19万英镑。法官裁定,这笔共同诉讼费用由各家代表受害者的英国律所按其所代表受害者人数比例分摊,并且必须在2026年6月26日16时前,先行缴付至法院账户。这意味着它既不是未来赔付中可以“拿回”的损失补偿,而是进入英国民事追索程序本身的“门票”——一项在任何资产分配判决之前,就要实打实付出的前期成本。

费用结构的设计,把原本抽象的集体维权,迅速变成一场精算游戏。对律所而言,人数越多、摊到自己名下的份额越大,如何在收益预期不确定的前提下先替客户垫付,直接决定了是否继续接案、是否压缩代理规模;对已经完成登记的约1.6万名中国受害者来说,虽然个人具体负担金额未被公开,但“要不要为尚未到手的权利先掏现金”成了新的分水岭。登记窗口在5月22日关闭,将约12.8万名受害者中的大多数挡在英国程序之外,而19万英镑的预缴安排,则在名单之内再次筛选出真正愿意、也有能力承担跨境诉讼成本的那一小部分人,这种以预付成本为核心的门槛设计,现实地压缩了跨境集体维权的可行人群与规模。

12.8万对1.6万:绝大多数受害者缺席英国战场

蓝天格锐一端,是据称约12.8万名受害者;英国高等法院这一端,登记窗口在2026年5月22日关闭时,名单上只有约1.6万人,参与率不到13%。数字差距把一个残酷现实暴露得很直白:在英国《犯罪所得法》框架下展开的这场民事追索战役中,能真正站到伦敦法庭面前的,只是中国受害者中的一个小子集。信息传导链条上的断点、英文程序文件和海外律所体系带来的理解障碍,再叠加前述预缴费用的现金压力,共同把跨境维权从“理论上的权利选项”,削成了少数人才能实际触达的高门槛路径。

从法院视角看,这种低参与率会直接改变“谁在场”以及“代表谁说话”的认知基础。英国程序以“已登记且由律所代表的受害者”为单位分配19万英镑共同诉讼费用,也以同一批人来界定后续的权利享有与受偿范围,未登记的十余万名受害者目前不在本轮英国民事追索程序的覆盖之内。结果是,法官在7月就资产归属问题举行专门听证、设计利益分配逻辑时,所面对的是一个规模远小于实际受害群体的“程序性集体”,形式上的程序公平——给出窗口、明确成本、按人数比例分摊——与实体上的结果公平——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否有现实路径分享裁判效果——之间的张力被进一步放大。

七月法律适用听证:资产归属的关键一跳

眼下这万余人的“程序性集体”,在英国话语中究竟以什么身份出现,将在预计于2026年7月举行的专门听证中被摊开讨论。已经确定的是,这不是一场单纯围绕刑事没收的程序,而是英国《犯罪所得法》框架下的民事追索:法官要先回答一个前置问题——涉案约6万枚比特币在英国法上应当被视为单纯的“犯罪所得”,还是可以被某一类特定的中国受害者主张为“本属于自己”的财产;随之而来的,就是在何种权利基础上,允许登记在案的约1.6万人提出优先请求,乃至在何种条件下排除其他未进入英国程序的受害者。

难点恰恰在于,《犯罪所得法》为国家追缴“犯罪所得”搭建了清晰路径,却并非天然为跨境个体提供“原物返还”的专门通道。如何在一个以“追缴违法所得”为核心理念的制度中,嵌入“这些币从一开始就属于被害人个人”的叙事,对任何试图在英主张所有权的中国受害者而言,都是必须跨过的门槛:一方面,他们需要说服法院,在现有民事追索框架内承认并承载这种所有权主张;另一方面,即便法院在原则上认可,也要在国家追缴、个人分配和平台配合执行之间,勾勒出一条可操作的资产流转路径。公开信息尚未披露7月听证的具体日期,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法院在资产归属问题上的预设立场,在此之前,对结果或裁判思路做出任何判断都只是推测,真正值得观察的是,这场听证会在多大程度上会重画跨境追索中“国家 vs. 个人”的权利边界,并被后续类似案件反复援引。

跨境追索新样本:平台与用户必须面对的边界

对中国投资者而言,这起涉约6万枚比特币的案件首先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跨境追索不是“受害即有份”,而是“谁选对司法地点、扛得住成本、掌握到信息,谁才有资格坐上牌桌”。蓝天格锐约12.8万名受害者中,最终只有约1.6万人在2026年5月22日登记截止前进入英国《犯罪所得法》下的高院程序,其余人事实上被排除在这一资产分配路径之外;随后在6月5日听证中敲定的19万英镑共同费用,又把“能否支付按人数分摊成本”变成第二道门槛,信息滞后和资金压力共同决定了谁可以持续博弈到7月听证。对全球交易平台和托管机构来说,这起案件则像一面预演镜子:一旦英国高等法院在后续裁判中明确这些资产是优先归属于特定受害者,还是应当按“犯罪所得”逻辑由国家统筹处置,平台在接到英国乃至其他司法辖区的法院命令时,冻结、标记或配合处置的义务边界都会随之被重写,而各自合规政策与属地法律将决定它们究竟向“用户所有权”还是“国家追缴权”倾斜。在预计于2026年7月进行的听证及其后的判决作出之前,这1.6万名受害者可追索到的实际比例、未登记受害者能否在其他通道上被承认、平台对相关资产的配合范围乃至6万枚比特币最终流向,都悬在同一个问号之下,这个问号也将成为未来几年跨境追索与平台合规实践能走多远、走向何处的关键不确定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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