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监管螺栓再次拧紧。通知在文本层面给出了三记重锤：一是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彻底否认其货币属性；二是要求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提供相关服务，试图从资金入口和支付端拔线；三是将“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纳入禁止范围，堵住以代币化为名的金融创新绕道。监管升级的主线矛盾也随之凸显：一边是全球加密行业向制度化、机构化狂奔，另一边是本土监管进一步收紧，两股力量在这一刻发生正面碰撞。

从资产到“记账数字”：货币想象的终结

● 货币定性的法律含义：通知重申并强化“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应也不得在市场上作为货币使用”的立场，在法律语境中将其从“可被误解为替代货币的资产”进一步压缩为一种不具支付清偿功能的记账数字。这意味着，无论技术形态如何演变，其在中国境内都被排除在货币与准货币体系之外，难以获得任何法定货币背书或支付场景的正当性。

● 与既有表态的升级差异：相较此前监管文件中“不得作为货币在市场流通”的原则性提醒，本次通知在措辞上更为坚决，将“法定货币地位”与“货币功能”一并否定，并叠加“相关风险防范和处置”的治理框架。表述从“警示、劝阻”升级为“定性、处置”，释放的信号是：这已不是对新兴资产的观察期，而是进入长期稳定的否认性监管共识阶段。

● 对场外交易与支付的约束：在此定性下，场外交易的灰色空间被进一步挤压。OTC商家若在宣传中暗示其具有支付或保值属性，将更容易被视为误导甚至违法。各类“扫码支付买币”“币本位结算服务”等场景，也因与“货币使用”高度关联而被纳入风险区。企业侧在资产配置上，即便内部记账或对冲考虑涉及相关代币，也难以在审计、合规和税务口径中寻找正当位置，只能被视作高风险投资标的，而非可计入主流金融资产池的工具。

● 投资者自担风险的责任边界：通知明确“虚拟货币投资风险将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这句话一方面划清了监管与市场之间的责任边界，另一方面也在机构与散户之间画出截然不同的合规线。对散户而言，这意味着一旦参与，将很难以“监管不明确”“信息不对称”为由寻求救济；对机构而言，“自担风险”并不等于放松，反而会在内控和合规评估中被解读为缺乏监管保护伞，从而降低其在加密资产上的风险限额与配置意愿。

银行和券商被拔线：合规资金的去向之问

● 禁止提供服务的业务外延：通知中“禁止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的表述，范围远超简单的买卖撮合。传统银行侧，涉及账户开户、资金划转、支付结算、托管与质押融资等与代币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业务，理论上都将面临从严审视；券商与资产管理机构侧，则包括发行或销售挂钩某类代币价格的理财、结构化产品，以及提供相关咨询、研究服务等，均可能被视为“为其提供便利”的一环。

● 对银行、券商与支付机构的直接冲击：商业银行与支付机构如果此前在跨境结算、技术试点中引入过链上资产作为桥梁，将不得不快速拆解、整改相关路径，避免被认定为参与或支持被禁活动。券商与基金公司在产品设计侧，需要重新审视是否存在与相关代币挂钩的收益凭证或指数跟踪方案，清理宣传材料中可能被视为“引导参与”的内容。托管机构方面，即便仅提供冷钱包保管或密钥管理服务，一旦被视为支撑相关业务运转，也有被监管纳入整治范围的风险。

● 合规资金被堵后的潜在流向：当银行、券商和支付机构的正式通道被切断，合规资金试图配置加密相关风险头寸时，将被迫寻找绕行路径。一种可能是彻底转向境外机构账户，通过海外券商、资管平台间接接触衍生品或加密股权标的；另一种则是滑向更隐秘的链上与场外网络，例如通过亲友账户、海外壳公司进行资金转移。监管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防范和处置”的组合拳中，既强调机构合规责任，也通过信号管理压缩灰色空间。

● 对机构配置与产品设计的约束：在这条红线下，本土机构要在资产配置表中写下任何与代币价格直接联动的品类，都将面临合规审查的高压。即便是以“区块链主题”“Web3概念”命名的产品，也需要小心排除任何被解读为代币投资的成分，更可能转向底层技术股权、算力服务、合规基础设施等方向。结构化产品设计中，引入相关指数或价格作为挂钩标的的空间大幅压缩，机构只剩通过海外母公司或独立子平台在境外试探性布局的选项。

现实资产代币化被一刀切：RWA叙事的中国版终止符

● RWA定义与被禁逻辑：通知首次在监管层面明确，将“以证券、债权、不动产、商品等现实世界资产为基础发行、交易代币”的活动，视作“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并纳入禁止范围。监管之所以一刀切，是因为这类代币在功能上往往指向证券化和权益凭证，容易绕开既有的证券发行、登记托管、信息披露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形成一个影子证券市场，从而在法律与监管边界上制造模糊地带。

● 与海外RWA趋势的强烈对比：在美国与部分欧洲市场，RWA与代币化国债被视作传统金融与链上基础设施融合的试验场，主流机构探索将国债、货币市场工具、房地产信托等映射到链上，以提升流动性与透明度。而中国本轮通知则明确关闭了同类路径，选择将代币化视作潜在的监管套利工具，而非金融基础设施升级手段。这种态度差异，使得中外在“如何利用链上记账与结算技术”的认知裂缝进一步扩大。

● 对国内RWA探索与链改合作的影响：过去两年，一些机构尝试在“联盟链+代币化权益凭证”的框架下，推动不动产收益权、文化版权收益、供应链应收账款等上链，期望在合规监管与技术创新之间寻找平衡。通知将RWA直接纳入禁止范围后，这类试点不得不回退到传统的份额凭证、登记系统升级等更温和的方向。公链与联盟链之间原本可能产生的接口合作，也因为“代币化”这一关键桥梁被拆除，而失去制度空间。

● 监管所担忧的深层风险：从监管视角看，现实资产一旦被代币化并可跨境流转，就可能触发多重风险：其一，链上发行与交易容易形成监管真空，难以穿透最终持有人；其二，套利者可利用不同司法辖区对代币的定性差异，将本应受严格审批的资产包装成“技术创新产品”向散户出售；其三，具备跨境可转移性的RWA代币，可能成为资本外流与套保工具，削弱外汇与资本项目管理的有效性。在这些担忧尚未被制度化解决前，全面禁止成为最低成本的选择。

挖矿阴影未散：链下算力与链上杠杆的双重压缩

● “持续整治挖矿”的政策延续性：通知再次提及“持续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表述上强调的是“持续”而非“首次”，指向的是一条自前几轮整治以来就未曾中断的监管主线。监管并未因为算力大规模外迁而宣告阶段性胜利，而是将挖矿视作与金融风险、能源结构和产业政策交织的长期治理对象，定调为常态化整治任务。

● 过往整治与算力迁移背景：此前对挖矿的集中整治，直接导致大量算力从境内向北美、中亚等地转移，矿机与运营团队随之外流，产业链从“电力—矿场—矿池—金融服务”的一整套生态被迫全球化迁徙。这轮背景决定了今日重申“持续整治”更多是在现有格局上“补网”，而非再掀一次同规模的产业震荡，但也意味着国内残余算力与隐性矿场仍处在高压之下。

● 再次强调整治的象征意义：在矿业规模已显著外迁的前提下，再次把挖矿写入通知，具有明显的姿态与信号功能。一方面，它向地方政府与能源企业释放统一口径，防止以“算力经济”“数据中心”等名义的变相复燃；另一方面，也是在全球围绕绿色转型与能源消耗争议升温的语境下，表明监管并不打算因国际算力竞争而在此问题上退让。这种象征性强化，为后续对链上活动的整体收紧提供了价值与舆论支点。

● 挖矿与高杠杆投机同时受压的连锁反应：当挖矿活动在链下被持续挤压，而链上高杠杆、投机交易又在监管表态与金融服务切断中受到打击，整体风险偏好势必被系统性压低。矿工难以在本土获得电力与基础设施支持，投机者难以获得顺畅的法币出入口，两端的风险链条被同步收缩。结果是，本土围绕代币价格波动构建的各类“赚快钱”模式将加速退潮，风险溢价上升，参与者被迫在技术研发、合规服务或完全出海之间做出更具结构性的选择。

监管铁幕落下，机构去杠杆与交易所自救

● 去杠杆传闻的氛围效应：研究简报提到，市场上出现“某大型机构近期进行去杠杆操作”的传闻，但相关信息仍处于待验证状态，缺乏具体数据与公开披露。在这样的背景下，该传闻更多反映的是一种情绪与预期——机构在感知监管风向和宏观不确定性时，倾向于主动压缩杠杆与风险敞口，而非等待规则落地后被动调整，这种氛围本身就会对市场定价和流动性产生收缩效应。

● 在新规压力下的机构防御动作：面对货币属性否认、金融服务切断与代币化禁止的组合拳，本土与跨境机构更可能采取一系列情景化防御策略：包括在自营与做市业务上降低相关代币的仓位与杠杆倍数，主动缩表或清理与代币价格直接挂钩的产品线，暂停新发行的相关结构化工具，并在内控环节提高合规与声誉风险的权重。跨境机构则可能通过将部分业务迁往境外实体、调整客户沟通口径、压缩针对中国居民的产品敞口来控制潜在风险。

● 行业叙事从扩张转向合规求生：值得注意的是，在通知发布同日，Gate交易所CEO在年会上公开谈及“合规发展”的重要性，将未来重点放在与监管沟通、加强风控与技术合规上。这一时间上的并置，强化了行业叙事的拐点感：从此前强调规模、流动性与创新速度，转向强调生存、合规与监管共存的空间。头部平台不再将自己简单视为“资产撮合者”，而是被迫扮演“合规接口”和“技术服务提供者”的双重角色。

● 交易所与服务商的策略分岔：在监管高压下，交易所和周边服务商的策略选择将出现明显分化。一条路径是彻底出海，通过在友好司法辖区设立主体，将主要业务和高风险产品留在境外市场，最大限度与本土监管脱钩；另一条是转型为面向机构与传统金融的技术外包提供商，提供链上数据分析、合规风控工具、托管技术等，而不直接触碰代币交易本身；第三条则是积极争取参与各类合规沙盒与试点，在严格规则内探索数字化基础设施、联盟链改造和监管科技等方向，尽可能保留技术与业务话语权。

监管高墙后的博弈：中国加密版图的重绘

● 三条红线重塑版图：通过否认货币属性、切断金融服务、禁止现实资产代币化三条红线，监管实际上完成了对中国加密版图的结构性重绘。以代币为核心的支付、投资与资产证券化想象被集中压缩，留下的空间更多集中在底层技术研究、联盟链应用、跨境技术合作等低金融敏感度领域。原本寄希望于在境内培育完整“链上金融生态”的路径，几乎被宣告终止。

● “内紧外松”格局下的迁移路径：在境内规则趋紧、海外部分市场对加密金融加速制度化的对比之下，国内资金与项目很可能出现双重迁移：一方面，具备出海能力的团队与资本，将更倾向于在海外设立实体，参与RWA、衍生品与合规交易平台的建设；另一方面，留在境内的技术与人才，则可能转向为海外平台与机构提供研发、风控、合规技术等服务，形成“技术在内、业务在外”的分工格局。部分资金也可能由直接持币，转向投资海外相关股权或基金产品，以间接方式参与。

● 在强监管下重估风险与参与方式：对于机构与散户而言，这轮新规迫使所有参与者重新审视风险收益比与参与逻辑。机构需要将监管与声誉风险纳入定价模型，将“无法在本土合法展业”的成本折算进决策中，从“配置一种新资产”转变为“押注一种境外受限业务”。散户则需要意识到，在“投资风险自行承担”的框架下，任何对监管模糊性的幻想都变得更加危险，参与方式更可能转向学习技术、关注合规产品，或干脆通过合规金融市场寻求风险暴露的替代品。

● 悬而未决的制度化命题：当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在不同路径上推进加密金融制度化时，中国选择在此阶段显著收紧，留给市场的，是一个尚未有答案的开放性问题：这堵监管高墙，会成为长期的“高压常态”，还是某一轮风险周期后的阶段性收紧？未来是否可能在更清晰的法律架构下，为特定场景、特定机构开放有限窗口？在这场围绕技术、资本与监管主权的长期博弈中，中国加密叙事或许并未结束，只是暂时被按下了制度性的“暂停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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