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达沃斯论坛期间，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系列对外发言中，进一步锁定了香港在数字资产领域的路线：以“相同活动、相同风险、相同监管”为底线，将新兴资产纳入既有金融秩序之中。在这一时间点回看香港过去几年的制度搭建，两组数字格外醒目——11家已经拿到牌照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以及规模达21亿美元的代币化绿色债券发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从交易场所、到资产形态、再到监管工具的制度拼图。真正的考验在于，在力图“积极发展”的政策姿态与坚持“稳慎监管”的风险偏好之间，香港如何寻找那条既不失之空泛、又不被视为过度保守的中线，并在有限的窗口期里，把握住数字资产与传统金融重构规则的机会。
从宣言到发牌的监管成形
自2023年起，香港正式为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搭建发牌制度框架，“相同活动、相同监管”的原则在这一阶段被明确提出，用以回应外界对监管尺度的疑问。监管层的逻辑，是将数字资产视为金融活动的一种延伸，而非完全异类：只要开展的是类证券交易、托管或平台撮合等业务，就应当在资本充足、风险管理、反洗钱和投资者保护等方面，接受与传统金融机构接近的要求。随着制度的成形，这一原则从宣示层面逐步落地到操作层面。
在最新一次对外披露中，香港方面确认已有11家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获得牌照，进入受监管体系运行。这一数字既不是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放行，也不是象征性地挑出个别样本，而是通过审查、筛选与窗口指导，在速度与质量之间试图找到一个平衡点。监管者的取舍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将主要面向散户与机构的撮合平台优先纳入持牌体系，通过牌照门槛将海外无监管的平台与本地受监管平台区隔开来；二是通过动态监管，保留对牌照续期、业务扩展和产品上线的审查权，以此控制系统性风险外溢的可能性。
在市场的解读中，香港此举被视为“将数字资产纳入主流金融体系”的关键一步。传统金融机构在合规压力之下，更倾向于通过持牌平台参与代币交易或相关产品，而非绕道使用未受监管的海外平台。制度桥梁由此搭建起来：一端连接的是本地券商、家族办公室和资产管理机构等传统金融参与者，另一端则是代币项目方、做市商和新兴金融科技企业，监管框架在中间提供了清晰而可预期的运行轨道。
稳定币发牌在路上的机遇与边界
在达沃斯期间的表态中，陈茂波明确提到，香港预告将发出稳定币牌照，但尚未公布具体时间表与操作细则。官方在多次文件与访谈中仅强调会建立牌照机制和规管框架，却刻意回避任何精确日期或版本号式的描述，这意味着外界流传的具体实施时间仍处于待验证状态。对于希望提前布局的机构而言，唯一可以确认的只是方向，而非时间点和具体条款。
即便如此，监管层为何选择把稳定币纳入优先规管的序列，逻辑并不难理解。一方面，在支付与结算场景中，相关币种已在跨境资金流、交易对冲和链上金融应用中扮演关键载体，其潜在体量与流转速度，使其与传统支付系统形成某种替代与互补关系。香港若要在亚洲资金枢纽的定位上进一步强化自身功能，就必须对这类工具的使用边界、资金来源真实性以及与本地货币体系的互动关系，建立可控的框架。另一方面，过去数年国际市场中因稳定币储备透明度、资产错配以及流动性挤兑所暴露的问题，已被各大央行与监管机构视为系统性风险源之一。提早搭建发牌与监管体系，有助于在风险放大之前，锁定参与者资质与底层资产质量标准。
从潜在持牌主体看，市场普遍预期会在几类机构之间展开角逐：一是已有支付牌照、熟悉反洗钱与客户识别流程的支付机构；二是在托管、结算和跨境业务上已有深厚基础的银行及持牌券商；三是技术驱动型的金融科技公司，试图通过技术能力弥补传统金融在链上运营方面的不足。合规门槛可能会围绕资本金要求、底层储备资产的安全性与流动性、定期披露与审计机制以及与本地和区域监管机构的信息共享机制等方向展开。与欧美在发行与储备透明度上的强调相比，香港更可能在跨境资金流与本地金融稳定之间强化平衡；相较于部分司法辖区的宽松试验路径，香港则意在通过牌照稀缺性与严格的准入标准，塑造区域竞争中的“高标准、可复制”样本，与新加坡和欧美监管框架形成既竞争又互补的格局。
21亿美元绿色债券上链的示范效应
在监管体系的另一条战线上，香港通过代币化绿色债券为数字资产赋予了更直接的现实金融功能。根据官方披露，香港推动发行了规模约21亿美元的代币化绿色债券，这是在主权与公共部门主导下，将绿色金融与分布式账本技术结合的标志性案例。债券本身延续了传统绿色债券的基本结构，即募集资金专门用于符合环境效益标准的项目，但在发行、登记与结算环节，则通过链上代币形式加以呈现。
采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后，债券的结算与交收链路被大幅压缩，持有人变更、利息支付以及二级流转等操作可以在链上完成登记，减少了多层中介与重复对账所带来的时间与成本。对于熟悉传统债券市场运作的机构投资者而言，这既保留了他们熟悉的法律结构和风险收益特征，又在技术层面提供了更高的透明度与效率。正因如此，市场普遍认为，这一笔高达21亿美元的发行规模，本身就反映出机构投资者对合规数字资产的认可——他们在严格的合约条款与监管框架下，愿意通过代币化工具承接主权与公共部门信用，从而为更广泛的资产代币化打开一扇门。
这样的示范效应并不局限于香港本地。对于其他主权与准主权发行人而言，代币化债券为其进入全球资本市场提供了一种新形式：在不改变债务本质的前提下，通过链上发行增强对科技前沿和ESG议题的响应。对于企业发行人，尤其是跨国公司与大型金融机构，香港的试点则提供了一套可以观察和复制的范本——如何在满足所在地与募集地监管要求的同时，利用香港的法律架构与技术基础设施，将部分或全部债券发行流程迁移到链上。随着更多主权与企业试探性地跟进，代币化债券有可能逐步从一类“创新产品”演化为跨市场的通用工具，而香港在这一进程中的前置试验，将直接关系到其在全球资本结构重塑中的发言权与议价能力。
监管沙盒中的可控试错
要让制度与产品不断迭代，香港依赖的不只是正式牌照体系，还有早在金融科技领域就已运转多年的监管沙盒机制。在这一框架下，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可以在受控环境里测试创新产品与服务，监管机构则通过限时、限规模和限定参与者范围的方式，将潜在风险锁定在可管理的边界之内。对于数字资产和代币化应用场景而言，沙盒的意义在于为尚未完全“长熟”的模式，提供一块免于立刻商业化、却又足够贴近真实市场的测试场地。
在代币化债券、链上结算工具以及面向机构的数字资产托管等领域，沙盒可以承载从技术可行性验证，到合规设计打磨，再到与现有金融基础设施对接的一系列实验步骤。初创公司在沙盒中获得的是与监管者直接对话的机会，可以在产品成型之前就对接监管期望，减少未来遭遇合规“硬墙”的概率；而传统机构则通过沙盒降低试错成本，在不大规模动用资本与系统资源的前提下，探索新型业务线的边界条件。对监管者而言，沙盒的价值更在于实时观测风险——哪些技术路径在数据安全、消费者保护或市场操纵方面容易产生新问题，哪些业务模式需要在规则制定时预留弹性空间，从而在风险、效率与创新之间划定出更清晰的红线与灰区。正是在这种可控试错的环境中，香港得以在正式法规出台之前，完成一轮又一轮的前置学习。
新加坡和华尔街的对照视角
如果将香港的数字资产布局放入全球竞赛的坐标系中，会发现不同金融中心正在走出风格迥异的路径。新加坡在牌照发放上同样强调审慎，但更早在支付与跨境结算场景中引入相关应用试点；欧美市场则在大型金融机构主导的代币化尝试上走在前列，欧洲监管机构在资产代币化的法律框架上推进较快，美国华尔街则通过大型投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主导的试点项目，探索将部分传统资产组合迁移到链上。相较之下，香港试图在交易平台发牌、稳定币规管预告以及代币化绿色债券这三条线同时推进，以形成更具整体感的生态布局。
“积极发展+稳慎监管”的叙事，在这一背景下成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定位的重要工具。一方面，积极发展让香港向全球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数字资产并非被排斥在主流金融体系之外，而是被纳入到一个可以预测和对话的监管框架之中；另一方面，稳慎监管则回应了国际资本对法治环境与风险可控的长期关切，避免香港被简单归类为“监管洼地”或“投机试验场”。这两者的结合，旨在让香港在全球资本配置版图中，既保持创新的吸引力，又不至于因监管失序而被审慎资金排斥。
在更长的周期里，清晰监管所释放的“规则红利”，将直接影响机构参与度、项目选择与人才流向。对于国际金融机构，明确的牌照路径和合规预期，是决定是否在某一市场设立区域总部、扩张业务线乃至配置本地资产的重要考量；对于项目方和技术人才而言，规则越透明、执行越稳定，越有可能把高附加值业务留在本地，而不仅仅把这里当作募资或上市的“中转站”。当这些行为选择在时间维度上叠加，香港能否将数字资产领域的先发布局，转化为持久的金融与人力资本集聚优势，将成为其与新加坡、纽约、伦敦等金融中心博弈中的关键变量。
在不确定世界里押注确定规则
回到当下，香港在数字资产领域铺开的三条主线——交易平台发牌、代币化绿色债券以及监管沙盒——已经形成彼此支撑的结构：牌照制度为交易与基础服务搭建安全边界，代币化债券用真实资产和资金规模验证技术与监管可行性，沙盒则为下一阶段的产品与模式提供试验田。这种从规则到资产、从资产到创新工具的三级联动，构成了香港押注数字资产新秩序的基本框架。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若干关键问题仍有待时间检验。稳定币的具体监管框架尚未落地，不同类型发行人的准入标准、储备要求与信息披露强度如何设计，仍可能左右整个生态的风险轮廓与业务重心。已持牌的11家平台能否在严格监管下跑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是否有能力在国际竞争中吸引足够的流动性与优质项目，也需要市场给出答案。监管沙盒在实践中能否真正降低试错门槛，而非演变为另一层形式化审批，同样关乎创新活力能否持续释放。
展望未来一到两年，随着全球对数字资产和可持续金融的关注持续升温，香港所选择的交叉赛道——在链上重构资产形态，同时服务绿色与可持续发展议程——将直接影响其能否在下一轮国际金融话语权重塑中占据一席之地。如果能够在规则确定性与创新空间之间保持微妙平衡，让牌照制度、代币化试点与监管沙盒在实践中相互强化，而非彼此掣肘，香港或许有机会把当前的政策窗口，转化为新一轮全球金融秩序重构中的结构性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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