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里奥的另一面：患过睾丸癌、崇拜马斯克、认为成年人死亡损失是婴儿的3倍

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达里奥·阿莫代伊）曾经得过睾丸癌。2014 年，他确诊后接受化疗，最终完全康复。这段经历此前鲜为人知。11 月 5 日，《纽约时报》采访了 20 多位达里奥的朋友、同学和前同事，试图还原这位 AI 安全派代表人物的另一面。 达里奥对死亡和时间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2006 年，他的父亲因丙型肝炎去世，没能等到后来让大多数患者获得治愈机会的新药。达里奥原本研究物理学，此后逐渐转向生物学，希望通过新技术加快医学进步。朋友回忆，他曾坚持严格的游泳训练、尝试抗衰老补剂和限制热量摄入，经常谈论时间的有限性，认为时间是唯一无法再生的资源。 早在 2007 年，达里奥就迷上了 AI 超越人类智能的设想。他曾向朋友预测，技术奇点可能在 2040 年到来，人类甚至可能与机器融合。但他同时警告，如果 AI 没有被正确开发，人类可能就完了。 当时，他深受 AI 安全思想家 Eliezer Yudkowsky 和有效利他主义运动影响，还曾与马斯克通信。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达里奥年轻时很欣赏马斯克，甚至考虑过去他的公司工作，只是最终没有成行。 2010 年，达里奥在慈善机构 GiveWell 的博客中写道，成年人拥有比婴儿更丰富、更深刻的生活体验，因此他认为，一名成年人死亡造成的损失，可能是婴儿死亡的 2 至 3 倍。 当时他正比较两个慈善项目，一个致力于防治成人结核病，另一个帮助非洲儿童接种疫苗。按照他的生命价值判断，拯救成年人更有优势。但最终，他却将 1 万美元全部捐给了儿童疫苗项目。他更看重后者可靠的执行过程，以及奖励高效慈善机构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为了帮助更多人，他甚至考虑过放弃科研、转行金融。2010 年，他在一封邮件中表示，自己正在考虑从事金融工作，因为这样能赚到更多钱用于捐赠。 这种相信理性计算、重视执行可靠性的思维方式，也体现在他对 AI 的看法中。他认为超级 AI 可能毁灭人类，因此必须由真正重视安全、值得信任的人来开发。这种对 AI 安全的强烈信念，在 OpenAI 内部逐渐演变成了关于谁有权监督技术、谁能参与核心项目的争执。 2018 年，OpenAI 研究员 Joshua Achiam 反对由达里奥担任公司首席伦理官。他担心 Amodei 兄妹权力过于集中，主张引入外部专家，避免少数人垄断 AI 的伦理监督权。知情人士回忆，达里奥当面提高嗓门，坚称没有人比自己更适合这个职位。 围绕 GPT 项目，冲突更加激烈。达里奥与妹妹 Daniela 主导相关研究后，极力阻止 OpenAI 总裁 Greg Brockman 参与。达里奥多次向 Altman 下最后通牒：如果不能让 Brockman 远离项目，自己就会辞职。 Altman 最终拒绝让步。2020 年 12 月，达里奥兄妹与多名同事离开 OpenAI，四周后创办 Anthropic。这场决裂还掺杂着研究成果归属、管理权和长期积累的个人恩怨。达里奥认为 Altman 淡化了自己的贡献，也曾明确表示无法与 Brockman 共事。 颇具反差的是，2016 年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后，达里奥曾在 OpenAI 内部消息中表达对美国政治走向的担忧。他认为，投资人 Peter Thiel 因支持特朗普而在道德上应受到谴责，OpenAI 不该继续接受他的钱。但后来，Thiel 创办的风险投资机构 Founders Fund 却成了 Anthropic 的投资者。 如今，达里奥领导的 Anthropic 正推动更严格的 AI 安全监督。他也因主张限制对华芯片出口、加强监管和警惕 AI 失控，与黄仁勋、扎克伯格等科技巨头发生公开分歧。支持者认为他在负责任地开发 AI，批评者则认为，他试图让少数公司掌握过多技术权力。 达里奥本人拒绝接受《纽约时报》的这次采访。[原文链接](动察 Beating AI 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