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指引》在变价处置部分的规定，在刘律师看来，恰恰是整份文件中可操作性最为存疑的环节。

《指引》第17条规定，「被执行人的网络虚拟财产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办案需要及时进行拍卖、变卖或者采取其他执行措施「。第19条允许拍卖公告委托网络虚拟财产的运营商在其系统中定向发布。第20条还允许法院决定直接变价，包括「委托网络交易平台回购或寄售，或由当事人之间协商折价「等方式。

表面上看，这一系列规定似乎已构建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变现路径，但在中国大陆现行监管框架下，上述路径面临根本性的法律障碍。

自2021年《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9.24通知」）发布以来，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在我国被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甚至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不得在我国境内进行虚拟货币相关业务。这一规定导致了如今我国司法机关难以传统方式处置扣押、查封、罚没的虚拟货币。而今年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42号文」）废止了2021年的「9.24通知」，但是对于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在内地的非法金融活动的定性并未改变。

换言之，法院若在境内公开拍卖比特币、以太币，或委托平台回购USDT，本质上就是法院直接在境内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这与「42号文」所界定的「非法金融活动」直接冲突。由于司法机关无法在国内直接作为主体公开拍卖虚拟货币，并且虚拟货币的处置需要一定的专业性，因此司法机关可能会选择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处置。但是即使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拍卖，同样面临着拍卖的场地、竞拍者的身份、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指引》没有考虑到的（或者是回避了的）。

另外，如果当事人的虚拟货币存储在交易所中，由于交易所已经在国内清退，其运营管理人员基本转移至海外，交易所账户并不像银行账户一样可受我国监管机构的控制，不能通过强制执行的手段要求交易所履行扣划虚拟币的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拍卖公告委托运营商定向发布（拍卖公告等信息）」就缺乏依托载体；而「直接变卖」中的「委托网络交易平台回购」，在国内也根本找不到合规的对手方（像泰达或Circle等稳定币发行公司，在国内均属于非法甚至涉嫌犯罪的主体）。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2025年9月份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和上海市公安局的协同配合下，采用「境内委托、境外处置、闭环回流」方式，成功对9万余枚FIL币予以变价处置（详见：《中国虚拟货币司法处置新进展：上海高院官宣成功处置案例》）。但《指引》对这一路径着墨甚少，主要篇幅仍集中于操作性存疑的境内拍卖、变卖方案，不能不说这个信息是非常值得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