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面向国民开放的请愿制度下，一份要求废除“虚拟资产税收”的请愿在 2026 年 6 月获得 58,571 人同意，越过 50,000 人的法定门槛，被送上国会财政经济企划委员会的正式审查轨道。请愿直指现行既定方案：自 2027 年 1 月 1 日起，对虚拟资产转让或借贷所得中超过 250 万韩元（约合 1,800 美元）部分征收 22% 税率，以小额免税、对较大额收益征税的方式重塑投资者税负。如今，这一已经多次从 2022 年推迟至 2025 年、再推至 2027 年的征税计划，再次遭遇来自投资者侧的制度性反击——一边是立法层面已写入时间表的税制安排，一边是希望彻底废除征税的民间诉求，冲突被正式摆上委员会议程。根据《国会法》，请愿移交委员会满 30 日后必须在首次会议上提交审议，虽然这一程序本身并不会自动推翻 2027 年的税法安排，但在韩国这一全球重要加密交易市场中，它足以撬动未来税收路径与监管成本的再平衡：若委员会审议走向调整税率或门槛，甚至提出废除建议，韩国加密投资者的整体税收环境与本地交易平台已经铺设的实名制、反洗钱配套合规成本，都可能被迫重新定价。

5.8万人联名，请愿把加密税推上国会桌面

在韩国的国民请愿制度下，加密税不再只是技术官僚之间的争论，而被制度性地推上了立法者的日程。法律为这一通道设定了明确门槛——当请愿获得超过 50,000 名国民同意时，国会必须受理并将其移交至相应的常设委员会，这意味着它不再是“民间声音”，而成为一份具有程序约束力的正式案件。废除虚拟资产税收的这份请愿在 2026 年 6 月 21 日获得 58,571 名支持者，超过门槛的不只是数字，而是触发了《国会法》下的一整套审查义务，使加密税从行政计划转为必须在公开程序中回应的政治议题。

接下来，这份请愿预计将被移交至负责税制与财政政策的国会财政经济企划委员会，根据《国会法》，在请愿移交委员会满 30 日后，委员会须在其首次会议上正式提交审议。路径大致清晰：国会秘书处完成程序性移送，财政经济企划委员会在法定时点内将“是否废除自 2027 年起对虚拟资产收益征税”纳入议程，随后在听取政府部门与相关方意见后，决定是维持现行安排、提出调整方案，还是向全体会议递交废除建议。对韩国这一大型加密交易市场而言，这一刻的关键不在于请愿本身能否立刻改变税法，而在于民意被制度化地引入税收立法博弈，迫使政府、执政党与反对党必须在公开记录中给出站位与理由。

从2022拖到2027：加密税一再推迟的政治拉扯

如果把这次请愿放回时间线里看，就会发现韩国的虚拟资产税收从来不是一条按部就班的直线。自 2021 年前后开始规划征税时，政府原本把时间点定在 2022 年，希望尽快把这一新型资产纳入税制。但这套设计很快在立法与市场之间遭遇阻力：一边是财政当局希望守住“如期征税”的原则，一边是投资者与部分议员强调市场承受能力与监管配套尚未成熟。结果，是时间表被第一次回拨，实施日期从 2022 年整体推迟到了 2025 年，法律条文并未被废弃，却在“写死”之后又被重新标注了生效时间。

然而把征收期往后挪三年，并没有终结争议。随着各方围绕征税范围、税率与征管条件持续拉锯，韩国国会再次选择以时间换空间：现行规划已经改写为自 2027 年 1 月 1 日起，对虚拟资产转让或借贷所得中超过 250 万韩元部分按 22% 税率征收所得税，原本写在法律上的 2022、2025 被接连擦除，新的日期一次次被填上。这种“条文保留、时间再议”的路径，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妥协：既不公开否认征税原则，又通过反复延后把真正的落地成本留给后任政府。正是在这样的延后传统中，这次废除加密税的国民请愿才显得格外关键——它为国会提供了一个新的理由去重新审视 2027 年的安排，最终是维持既定时间表、微调税率和 250 万韩元门槛，还是再一次推迟乃至彻底改写方案，将取决于这场已经持续多年的时间战如何被重新定义。

22%税率与250万韩元门槛，谁在税负靶心

按现行规划，自 2027 年 1 月 1 日起，韩国将对虚拟资产转让或借贷所得中“超过 250 万韩元”的部分征收 22% 税率。设计的逻辑很清晰：250 万韩元这个约合 1800 美元的水位线，被当作划分“小额尝试型投资”和“有规模的资产配置或投机行为”的分界。对于大量只是在本地交易所买入少量代币、偶尔获利几万韩元就了结的散户来说，这一门槛意味着实际落在税基上的收益并不多，他们更多被纳入“记录在册”的统计对象，而不是直接的税收靶子。真正处在 22% 税负射程之内的，是在单次或累计交易中，虚拟资产转让、借贷所得明显超过这一水平的重度交易者和高净值用户，他们的收益一旦超过门槛，超出部分就被按统一税率切割出来，进入税务部门的账本。

在这样的结构下，税务负担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呈现“层级化”：普通投资者感知到的是一个“有门槛”的税制——只要收益不跨过 250 万韩元，就很难真正被征走 22%；频繁进出市场、收益波动较大的重度交易者，则必须在合规申报、留存交易记录、配合税务核查上投入更多精力，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跨过门槛，成为税务机关重点关注对象；至于已经在本地或跨境运营的机构参与者，只要参与虚拟资产的转让和借贷，其可税所得一旦超过门槛，同样被纳入 22% 税率的适用范围。考虑到韩国本身是全球重要的加密交易市场之一，本地用户规模和交易所数量都不小，这套以 250 万韩元为分水岭的结构，会直接倒逼本地平台在实名制与反洗钱监管基础上，进一步按税务需要整理和留存用户收益数据，而对跨境平台而言，则需要在是否配合韩国用户申报、如何调整面向韩国用户的产品和运营策略之间，作出更清晰的权衡。

税负还是出海信号？韩国投资者与平台的合规抉择

在现行规划未被改动的前提下，韩国投资者事实上已经在为未来的申报义务做成本与收益的盘算。自2027年1月1日起，对虚拟资产转让或借贷所得中超过250万韩元部分征收22%税率的安排，让高频交易者和大额持有人不得不预期：一旦规则落地，完整记录买入价、持有周期、不同账户之间的划转，将成为合规申报的前提。实名制和反洗钱要求已把本地账户拉入监管视野，在税务征管高度依赖交易所数据的前提下，越是集中在韩国本地平台上的资金，越难以在申报环节“模糊处理”。这也解释了为何较高税负设计被视作潜在“出海信号”——部分高频或大额投资者会倾向转向海外平台或场外渠道，以在未来申报中减少可被直接追踪的收益。

对本地交易所而言，实名制和反洗钱只是起点，要支撑上述税制，还意味着必须在系统层面为税务机关提供更细颗粒度的数据报送能力，甚至在政策明确后承担预扣代扣角色：按用户年度收益分档计算应税额，生成报表，并在必要时为韩国居民先行扣缴，再向税务机关汇总。这类安排将直接推高本地平台的合规系统投入与运营成本，也会成为其与境外平台竞争时的结构性负担。一旦国会在审议请愿后选择调整税率、抬高或下调250万韩元门槛，甚至提出废除安排，韩国与境外平台在选址、牌照申请和业务重心上的算术就会随之改变——税负压力若缓解，本地平台更有动力把业务重心留在国内监管与牌照体系之内；若维持现行规划不变，则“留在体系内承担税负”与“通过迁移平台和资金路径来稀释税负”之间的抉择，将成为韩国投资者和平台未来几年无法回避的一道边界题。

国会审议三种走向：维持、微调还是废除

对于已经跨过5万同意门槛的请愿，进入财政经济企划委员会只是第一道门，它并不会自动改写自2027年1月1日起征收22%税率、以250万韩元区分小额和较大额收益的既定安排。委员会审议之后，无论是维持现行方案、在税率或门槛上做“微调”，还是提出彻底废除的修法草案，都还要经过完整的国会立法程序才能落地，而目前政府和主要政党并未就“废不废税”给出明确公开立场，三种路径的概率都难言乐观或悲观。更现实的压力在于，自2022年一再推迟到2025年、再延后至2027年的时间表，已经让不少市场主体对规则的可预期性产生疑问：监管口径每隔几年就摇摆一次，交易平台如何做中长期业务布局，投资者又如何在税负不确定的前提下规划持仓与申报路径。接下来，财政经济企划委员会何时排期、如何给出审议意见，以及国会是否推动在全体会议上表决，将直接决定韩国投资者未来的实际税负曲线，也会重新划出本地平台在合规体系内经营与向境外迁移之间的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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