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八区时间2026年1月19日,以太坊联合创始人Vitalik Buterin在X上连续发文,系统性批评当前主流DAO治理模式,并给出了数个他认为被长期忽视的改进方向。从表面看,这只是一次对“代币持有者投票+金库管理”模式的技术复盘,但背后折射的,是去中心化自治理想与现实落差的再一次正面冲撞:DAO本应是开放协作和集体决策的实验场,如今却频频被诟病为低效、被少数人操控的金库投票机器。Vitalik试图把讨论从“投什么票、管多少钱”推进到“怎么讨论、如何保护参与者、谁来分担决策负荷”,将通信层、ZK隐私与AI工具拉进DAO的设计空间,指向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从单一投票机制,转向多层次、多工具协同的自治架构。
从理想自治到金库投票机器的落差
在过去几年里,大多数以太坊生态DAO的治理都围绕一种极为单一的范式展开:持有治理代币的地址可以对提案进行投票,而提案的核心内容往往集中在金库资金的使用、预算审批、激励分配等财务决策上。表面上,任何代币持有者都享有平等的提案和投票权,但实际运作结果是,治理活动高度依赖链上投票界面与多签金库控制权,社区被压缩为投票页和金库面板之间的往返。这种结构在早期被视为“透明且可审计”的创新,但随着项目体量扩大,问题开始凸显:投票频率越来越高,提案越来越细碎,参与者却越来越疲惫,投票率持续下滑。
Vitalik在本次发文中直指这种模式的结构性缺陷。他认为,将治理简化为“代币加权投票+金库控制”,在实践中极易演化为少数大户或利益集团的治理捕获。一方面,投票权与代币数量直接挂钩,使得资金雄厚的个体或机构能够在关键提案中轻松主导方向;另一方面,普通参与者面对高频、技术性强的提案,很难投入足够时间和精力理解细节,只能选择跟随头部意见或完全弃权,进一步加剧权力集中。更深层的问题在于,DAO的日常运转越来越像一个“预算审批委员会”,大量治理议程围绕发补贴、批支出展开,真正涉及愿景、规则、产品路径的深度讨论反而不断边缘化,自治社区被压缩成按季度分发资金的机器,与早期对“自组织、自治”的期待形成鲜明对比。
通信层缺位:DAO只剩下投票和结果
针对这种失衡,Vitalik提出DAO设计中长期缺位的一个关键模块——communication layer(通信层)。在他的叙述中,健康的治理过程并不应从“发起链上投票”开始,而是从提案之前的充分讨论、利益协调与方案打磨展开。如果只有投票界面而缺乏系统性的通信层,治理就会沦为一连串彼此割裂、信息不对称的表决事件。传统社区治理中,不论是城市规划听证会还是公司董事会会议,正式表决之前通常都有长时间的议题澄清、意见交换和妥协谈判,而不少DAO则是直接从论坛或社媒的一条帖子跳到链上投票,中间的过滤与沉淀环节非常薄弱。
现实中,DAO确实存在多个链下沟通场域——Discord、Telegram群组、X时间线、论坛板块等——但这些工具大多是为“普通社交”设计,并未针对治理决策进行结构化改造。结果是,信息流呈现碎片化和平台割裂:真正有时间深度阅读论坛长帖的人有限,大多数成员通过社媒片段化地接收二手解读,话语权自然向少数高频发声者、核心开发者或拥有品牌影响力的KOL集中。提案背后的分歧、替代方案与权衡细节,很难被系统记录并回溯,参与者即便想认真理解,也缺少一条清晰的知识链路。
在Vitalik设想的更完善通信层中,提案不再是某个地址突然抛出的“成品”,而是议题在链下与链上逐步成形的过程:最初的想法可以在公共空间中被质疑、补充和改写,反对意见与少数观点获得明确的展示位置,支持者与反对者可以围绕关键参数、潜在风险进行多轮交锋;当讨论逐渐收敛,提案才进入正式的链上表决阶段,而链下争论的要点、证据和折中方案会以可追踪的方式附着在提案之上。这种链上链下交织的通信层,不是简单增加一个新工具,而是在治理流程中插入“理解”和“协商”的时间,让投票从孤立事件变成连续叙事的一部分。
ZK隐私登场:把投票安全重新拉回桌面
在重构通信层的同时,Vitalik也强调了另一个长期被低估的前提条件——投票的隐私与安全。他在本轮表达中明确指出,DAO需要系统性地解决隐私问题,因为完全公开、可追踪的投票记录在现实中会给参与者带来压力甚至报复风险。对于掌握资源或人脉的利益方而言,查看某个地址在关键争议提案中的立场并不困难,这让不少成员在投票时不得不考虑“会不会得罪人”,而不是单纯评估什么对项目更有利。
在这一点上,Vitalik将希望部分寄托在ZK技术的应用潜力上。他并未给出具体落地方案的技术路径,而是强调一种方向:利用零知识证明,实现匿名投票与机密偏好表达,在保证整体结果可验证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单个地址立场被精准定位的风险。同时,ZK工具还被寄望于缓解买票、胁迫投票等顽疾,通过更复杂的承诺结构和验证方式,让“投了什么票”与“谁投的票”之间的绑定关系不再那么容易被外界利用。由于简报中并未披露具体的协议设计与参数设置,相关实现仍停留在原则与趋势的层面。
一旦隐私维度获得强化,DAO内部的行为激励也可能随之变化。部分此前选择弃权或“随大流”的成员,或许会因为担心减少而更愿意表达真实偏好,少数意见和反对票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对于那些掌握大量投票权的大户来说,在无法轻易验证“谁支持了谁”的条件下,打包拉票和明确阵营划分的难度会大幅上升,治理捕获的成本被抬高。更重要的是,当参与者相信自己不会因一次不合时宜的投票而遭遇舆论围攻或资源封锁,他们对长期参与治理的意愿也有望回升,这在整体上有助于缓解“沉默多数”问题,让DAO的决策结构从两极化的动员对决,转向更丰富、更分散的偏好谱系。
AI不是新独裁者:缓解决策疲劳而不是替人拍板
即便拥有更安全的投票机制和更充实的通信层,DAO仍然绕不过一个现实瓶颈:决策疲劳。Vitalik在此次发文中反复提到,当一个社区需要处理的提案数量和复杂度不断上升时,普通参与者的时间与注意力显然跟不上。面对连篇累牍的预算申请、协议参数调整、合作伙伴引入以及技术升级提案,多数人既没有精力逐一深入,也难以保持长期输出理性判断,结果要么机械跟随“推荐票仓”,要么干脆不再参与,投票权在无形中滑向少数“时间充裕、信息占优”的群体。
在这个语境下,Vitalik将目光投向AI,但他明确强调,AI在DAO治理中应被视为增强工具,而不是替代人类判断的新独裁者。他所描绘的使用场景,更像是一个层层叠加的助手体系:在最外层,AI可以帮助参与者对大量提案进行自动归类和聚类,把高度相似或相关的议题捆绑呈现,避免信息被碎片化淹没;在更深入一层,AI可以生成针对不同角色的风险提示与摘要,比如为技术背景薄弱的成员简化技术细节,为风控敏感的成员突出潜在漏洞与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AI还可以根据个人过往投票行为和关注偏好,对提案进行排序与筛选,降低“每个DAO成员都要从零理解所有提案”的不现实期待。
然而,任何将AI引入治理的设想,都必须直面风险与边界问题。模型本身的训练数据与算法偏差,可能让某些立场在“推荐摘要”中被放大,而另一些则被系统性忽略;若只有少数技术精英掌握模型调参与部署权,他们在无形中就拿到了“话语权过滤器”的控制权,从而将原本应该透明的治理过程部分黑箱化。Vitalik在态度上更接近一种审慎的工程师视角:AI可以缓解信息过载、提高决策前的理解效率,但最终的立场与投票必须仍由人类成员在公开规则下做出,模型参与的输入与输出路径也要尽可能被记录、可审计,防止“技术中介”悄然变成新的权力中心。
凸与凹:Vitalik眼中的DAO风险曲线与设计取舍
为了给这些分散的改进方向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Vitalik再次借用了他近年常用的一个概念对——convex(凸)与concave(凹)。在他的理解里,一些类型的决策天然适合交给高度分散的群体,通过“多样化+试错”的方式追求超额收益,这对应一种凸型风险曲线:个体判断哪怕偏差较大,只要系统不被一次性摧毁,就有可能在长期中涌现出意想不到的正向结果。而另一些决策则更接近凹型风险结构,一旦出现极端错误,损失将是不可逆的,此时“稳健”和“防止极端失败”要远远优先于“追求惊喜式成功”。
在预言机改进、链上争议解决、协议长期维护等具体场景中,这种风险曲线的差异尤为明显。预言机机制的调整,关乎整个系统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一次严重失误就可能导致大规模清算或资产错配,这类决策显然需要更稳健的结构、更高的审查门槛和更强的责任绑定;链上争议解决则兼具凸与凹的特征,一方面需要多元视角和案例积累推动规则演化,另一方面又必须确保个案裁决不会被情绪裹挟而彻底失衡;至于协议的长期维护和升级规划,则更偏向“避免长期腐蚀”的凹型风险,如何防止技术债务堆积、如何维持安全性与可用性的平衡,往往需要在开放参与与专业审查之间找到恰当分工。
在这样的框架下,通信层、ZK隐私与AI工具并不是孤立的功能点,而是一整套围绕“避免极端失败、扩大温和成功”的治理观。通信层让更多信息和观点在决策前被充分交换与记录,降低因为误解和信息封锁导致的极端错误;ZK隐私降低了投票被恐惧与报复扭曲的可能性,让系统在面对争议议题时仍能捕捉到真实偏好分布;AI工具则在不夺取决策权的前提下,缓解参与门槛与决策疲劳,把原本只属于少数“全职治理者”的信息处理能力,以更平滑的方式分发给普通成员。通过在不同风险曲线上布设不同的“缓冲层”,DAO可以在保持开放和多样性的同时,减少被单次灾难性决策击穿的概率,把更多空间留给那些不那么耀眼但持续正向的温和成功案例。
DAO下一幕:从投票工具到多层治理基础设施
综合本次发文可以看到,Vitalik传递的核心信息非常明确:仅靠代币投票和金库管理支撑起来的DAO范式已经触及瓶颈,生态需要的是更多类型、设计更精细的DAO,而不是在同一套模板上不断重复搭建新的金库和治理页面。从通信层的缺位,到隐私保护的不足,再到决策疲劳的持续加剧,这些问题并非源自某一个具体协议或项目团队,而是整套设计哲学过度单一的自然结果。DAO如果继续停留在“谁持币谁说了算、说完就发钱”的层面,很难承载起更复杂、更长期的协作任务。
在此基础上,一个愈发清晰的判断是:谁能够率先在通信层、隐私机制与AI协同上做出可复制的治理范例,谁就更有机会成为下一代基础设施级DAO,无论它最终以协议、平台还是工具套件的形式存在。一个具备强通信层的DAO,可能会成为其他组织的治理中枢;一个在ZK投票与隐私偏好表达上形成标准的DAO,或许会输出通用的治理组件;而那些成功驯服AI、让其在透明规则内为参与者减负的项目,则有望在决策效率与参与广度上同时取得优势。
接下来值得观察的维度,既包括新一轮DAO实验的具体落地时间线,也包括社区对ZK和AI治理工具的真实采用反馈。链上是否会出现具有代表性的通信层协议,能否看到隐私投票在中大型DAO中的规模化部署,以及参与者是否愿意信任并使用基于AI的提案摘要和风险提示,都将决定这轮关于“DAO下一幕”的设想能走多远。无论结果如何,2026年初这次关于DAO设计的再讨论,已经把焦点从单一的代币投票机制,推向了更宽广的治理基础设施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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