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7日东八区，一起围绕某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刑事指控，将行业长期潜伏的法律风险推到台前。案件焦点在于，该平台被指涉嫌触犯刑法中的“开设赌场罪”，原本被视作金融创新和衍生品配置工具的业务，被部分侦查和司法视角重新命名为“变相赌博”。更令从业者震动的是，据公开报道，包括技术、产品、运营、商务、市场、客服、财务、人力资源等在内的大量普通岗位，都可能被纳入刑事调查范围，这打破了过去“核心决策层承担主要风险”的心理预期。在创新业务与刑法边界始终模糊的现实下，从业者究竟要面对多大的不确定性、哪些行为会从合规灰区滑向刑事红线，成为整个行业不得不直面的核心问题。

从交易大厅到赌场指控的转弯

这起案件最具震撼力的地方，在于指控路径本身：表面上是日常的撮合交易、衍生品买卖，实质却被侦查机关延伸解读为“提供集中赌局、抽头渔利”的平台行为。办案思路往往从平台如何设计产品规则、设置杠杆、收取手续费和资金费率切入，进而论证其在吸引用户参与高风险对赌、并从中获取稳定收益的过程中，是否已实质扮演了“设局者”和“庄家”。在现行刑法框架下，“开设赌场罪”传统适用场景，多集中于线下或线上提供赌博场所、组织赌局、搭建赌博网站等情形，行为结构相对明确，包括提供场地、赌具、结算工具，以及对赌局进行组织管理等。与此相比，加密资产的集中撮合与永续合约交易本质上被设计为金融属性极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工具，其参与者以收益为动机与以纯娱乐为动机的边界，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远未达成共识，这也造成了本案在适用传统“开设赌场”条款时出现显著错位。正因如此，相关案件被多方评价为“性质复杂”，不仅要对照刑法条文，还不得不把监管导向、行业发展阶段及社会整体风险认知纳入权衡，这使得每一个定性判断，都带有超出单案本身的示范效应。

永续合约被指赌博的生死界线

在所有业务条线中，永续合约几乎天然站到了风口浪尖。其高杠杆、双向开仓、无固定交割日、资金费率驱动的价格博弈结构，使得外部观察者极易将其与传统意义上的“筹码翻倍”“庄家抽水”的赌博逻辑类比；尤其当部分用户以“暴富心态”短线频繁交易时，交易行为在表象上更靠近“押涨押跌”的赌局模式。公开的律师观点普遍强调，永续合约是否构成赌博行为，不能简单以风险高低、一夜爆仓等结果来“一刀切”推定，而必须回到具体产品设计与实际运行机制：是否具有真实的价格发现和风险对冲功能，平台是否中立撮合而非对赌做庄，是否存在算法操控盘面、诱导极端投机的故意等。辩护的真正核心并非否认永续合约的高风险属性，而是直指案件定性——究竟是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的激进一端，还是名为交易实为赌场，是关乎整个业务模式能否继续存在、能否通过合规改造被纳入监管视野，抑或被整体视作刑法意义上的赌博场所，出现“生死线”式的两极结果。

普通员工卷入：从程序员到...

与以往金融案件最不同的一点，是潜在刑事风险的波及范围正在明显外溢。据PANews等公开报道，在当前的侦查逻辑下，技术开发、产品经理、运营、商务拓展、市场推广、客服支持、财务结算乃至人力资源等岗位，都有可能因为参与平台整体运营而被纳入调查视野。这意味着，从写撮合引擎代码的程序员，到负责社区活动的运营，再到负责发工资、处理社保的人力专员，都可能被问及其对业务模式的认知程度、参与深度，以及是否明知平台涉嫌违法仍然提供支持。与此同时，法律实务中对“共同犯罪”的认定，往往要区分业务决策层与执行层、利润分享核心人员与普通支持岗位：谁参与了关键业务设计，谁主导了高风险产品的上线与推广，谁在明知可能违法的情况下仍决策推动，才是争议焦点。大量基层员工在主观上仅将交易所视作普通互联网公司，对金融与刑法风险缺乏充分理解，他们的行为是否足以构成共同犯罪，目前并不存在公开、系统的判例可以提供清晰答案。正因如此，对非核心岗位被追责的具体情形，现阶段只能保持高度审慎和“待验证”态度，既不能乐观地假设“打击永远只找老板”，也不宜在缺乏权威案例的情况下夸大恐慌，将一切支持性工作都推到刑事边缘。

律师的组合拳：庭内激战与...

面对高度不确定的法律适用，专业律师开始通过发布系统化的法律意见书，尝试在案件定性和员工角色两条战线上同步构建防线。一方面，他们从刑法构成要件出发，对所谓“开设赌场”的各个环节逐一拆解，对比平台真实业务逻辑，论证其与传统赌场在参与动机、风险结构、收益来源上的本质差异，强调金融属性与赌博属性不可简单等同；另一方面，在员工层面，则梳理各岗位的职能边界，区分决策、执行与后勤支持，争取将大部分普通员工从“共同犯罪圈层”中剥离出来。所谓“组合拳”式辩护，既体现在庭内围绕关键证据进行精细化质证——对交易数据、产品白皮书、内部制度等材料逐项核查，也体现在庭外与司法机关、监管部门沟通行业现实，解释加密业务的技术基础与风险特征，提醒过于严厉、笼统的定性可能带来的寒蝉效应。在法庭的一端，是对具体行为是否触法的严格审查；在社会另一端，法官和检察官也需要在打击非法活动、维护社会警示与避免扼杀创新之间寻找平衡点，这使得每一份法律意见书都不仅是为当事人“求生”，也是在参与塑造未来司法边界。

无罪辩护与轻判现实：博弈...

在这类案件中，一个颇具现实感的策略判断正在逐渐清晰：无罪辩护在形式上是对定性的正面抗争，在效果上却常被视作争取“轻判之实”的重要筹码。公开观点指出，在定性高度争议、法律与监管态度仍在演化的背景下，辩护方若一开始即退守于“认罪求轻”路径，往往会在无形中承认“开设赌场”的框架前提，导致整个行业在后续案件中面临更难撼动的既成标签。相反，坚持从行为性质、行业现状与法律空白等多个维度构建无罪论证，即便最终法院出于风险控制与社会效果考虑未完全采纳，也可能在量刑阶段体现为对主观恶性、危害结果和从犯、次要角色的更审慎评估。当前司法导向在这类加密案件上呈现出一种微妙的灰色区间：一方面存在从严打击的政治与社会压力，要求对高风险投机活动释放明确的威慑信号；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相关业务尚处于监管摸索期，一刀切归入传统赌博或非法活动范畴，并不利于中长期的制度建设。因此，从严与从宽两种路径并存，留给辩护方通过无罪立场争取更有利量刑空间的博弈余地，短期内仍然存在。

行业踩线试探下的自救与破局

回到这起引发广泛关注的案件，它更像是一面镜子，将整个行业长期在法律灰区踩线试探的习惯赤裸呈现。交易所作为业务中枢，其业务条线与员工层级过去大多把主要焦点放在产品创新和用户增长，对刑法风险的评估和防范严重滞后，如今不得不直面前所未有的刑事不确定性。从业者的“自保”不应再停留在模糊的心理安慰，而需要形成若干底线思路：识别明显高危的业务形态和大概率会被司法风险化解读的激进玩法，对“挂名高管”“形式参与股权或产品”的安排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在缺乏风险认知的前提下被推上决策或关键责任位置；同时，在日常工作中尽量保留与自身职能相关的书面记录和合规沟通痕迹，以便在未来出现争议时证明自己主观上对违法用途并不知情。更长远看，要真正走出重复踩线、被动应对的循环，仅靠个案中的辩护技巧远远不够，行业需要与监管和司法体系一起推动更清晰的规则：哪些产品被视为可监管的金融创新，哪些设计属于坚定禁止的投机赌博，员工在何种认知和参与程度下不应被轻易卷入刑事指控。与其继续押注模糊地带带来的短期红利，不如推动边界被看见、被书写，只有在更透明的制度轨道上，交易所和从业者才有可能真正走出“被指赌场”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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